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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六章阿云案
苏油出列：“陛下，岁币乃久远之议，不当复增与今日。”
“不过礼部和夏使所言，如今西夏柔服，固可勉慰，也是当行之理。”
“臣想起来一件事情，当年西夏毅宗来渭州会猎，还是为臣予以接待。毅宗来去匆匆，将宝剑，令箭，狼纛，印信，以及群臣往来奏章遗留于宋境，一直未予取回。”
“皇宋乃礼义之邦，如今便乞陛下归赠夏主其父之物，以示慰夏主孝思，重申两国盟好，勿启边事为上。”
赵顼开心得在靴子里暗暗翘大脚趾，这主意简直绝了！
夏使都傻了，先帝遗物和岁币，那样重要？明面上讲，当然是先帝遗物重要！
孝道大于天，该死的苏明润拿这个来赌自己的嘴，真是无话可说。
朝中诸人都对小苏探花的急智佩服得五体投地，苏明润啊苏明润，满朝三品以上，你直娘贼是真的皮！
赵顼面无表情：“非卿等，朕不闻此言。朕决意不上尊号，遣还夏主遗物。夏使，你可还满意？”
夏使只好哭丧着脸：“夏国小臣，泣谢天朝还赐之恩。”
……
外交上的小小胜利，并不能掩盖朝堂当中争执渐起，司马光和王安石，开始展现出分歧。
第一件事情，就是北宋出了天字第一号大案——阿云杀夫案。
之所以是天字第一号，是因为其影响，直到千年之后都还讨论得沸沸扬扬。
其实案情是非常简单的，登州农家少女阿云，父亲早丧，去年又死了母亲，家贫如洗。
阿云的叔叔不顾阿云母丧未满，强行将阿云许配给了本村一个老光棍韦大，不过此时“许嫁未行”。
韦大相貌丑陋，阿云“嫌婿陋”，非常不满，但是婚期已定，由不得她。
于是为了摆脱这桩婚姻，一天，阿云“伺其寝”，“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只是“断其一指”。
因为找不到凶手，官府很快便怀疑到阿云身上，“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于是全部如实招供。
知县按照宋律之规，以谋杀亲夫罪将阿云定罪死刑，并上报知州。
当时的登州知州许遵是大理寺派到地方挂职锻炼的官员。《宋史》载此人“累典刑狱，强敏明恕”。
许遵很快作出改判：阿云订亲时，“母服未除”，因此订婚无效，“以凡人论”。所以谈不上谋杀亲夫，可免死。
案情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但审刑院和大理寺一致批驳许遵的判决，改判阿云“违律为婚，谋杀亲夫”，处绞刑。
许遵不服，再次上奏，认为在官吏传讯被告时，如果被告能主动供认犯罪事实，应该按自首论处，减二等处罚。
阿云受审时主动供认犯罪事实，“云被问即承，应为按问”，应以自首论处，“以按问欲举，乞减死”。
因为是死刑案，案子需要交到了刑部复核。“刑部定如审刑、大理”，依然是死刑。其理由是《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的相关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
因为阿云的行为是“谋杀已伤”，所以“当绞刑”。
不过决定权在赵顼手上，赵顼觉得女孩蛮可怜，于是允许其用钱赎罪，实际上是依照许遵的原判，认为有可以减罪的情节。
而这时许遵已经回到大理寺，被提拔为大理寺卿。
针对刑部的判决，许遵指出：“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认为刑部的判决不正确，阿云应该从轻发落。
其理由是如果不论青红皂白，“一切按而杀之”，就会“塞其自首之路”，不符合“罪疑惟轻”的断案原则。
同时还指出，如果按照情节本当赦免的罪，都需要通过皇帝的敕命来赦免，如果以后没有敕命的情况下，这些人不就全部该死了？
这完全不符合大宋的法律精神，所以要求刑部再议。
御史台的谏官知道后，立刻弹劾许遵妄法。“遵不伏，请下两制议”，请朝廷将案件发给翰林学士们讨论。
赵顼完全没有想到这案子会变得这么让人头痛，于是“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
王安石和司马光在了解了案件经过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无法达成共识，于是“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王安石支持许遵的观点，司马光支持刑部的观点。
王安石的断案依据与许遵相同，当作“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
司马光的依据来自《宋刑统》：杀人时，“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所以阿云不能自首。
双方争论不休，赵顼不信邪，那就扩大参与人员范围，再议！
结果意见还是分为两派。
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等人皆支持王安石的意见。
御史台，刑部支持司马光的意见。
一时间“廷论纷然”，“反覆论难，久之不决”。
这次征求意见，苏油因为是三品以上官员，所以也跑不掉，必须表个态。
分析本案目前争论的焦点，主要在阿云的谋杀是否能适用自首减罪。
这里边还涉及到阿云的另一条罪过，也就是其杀人的动因罪——“违律为婚”。
《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
阿云在居母丧期间许聘给韦姓，这本身是不合法的，因此这一婚姻应当无效，即阿云与韦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因此，应以“凡人”论处。
这里边的差别非常巨大，因为如果他们之间有夫妻关系的话，“谋杀已伤”的情节就构成了“十恶”罪名中的“不睦”，由于“十恶”罪名为常赦所不原，从而不适用自首情节，会被处以死刑。
至于阿云是否存在自首情节，讨论到现在，大家基本认为许遵的说法是正确的。
宋代关于自首的认定如下：“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案问欲举而自首陈，及逃亡之人，并叛已上道，此类事发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
许遵判定阿云是“被问即承，应为按问。”符合上边所说的“案问欲举而自首陈”，这点是没用问题的。
剩下一条，就是阿云的自首情节是否适用减罪，以及“所因之罪”是否得免。
如果可以，那许遵的坚持就是正确的，阿云就不该死；如果不可以，那刑部大理寺的坚持就是正确的，阿云当判处绞刑，由皇帝赦免。
《宋刑统?名例律》“犯罪已发未发自首”条规定“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
对于“所因之罪”，该条的定义是：“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
意思是说，免所因之罪的情形，只适用于偷盗时杀伤财物主人之后自首的情况，这时候盗窃罪可以免除，但是故杀伤罪仍要予以追究。
阿云的杀伤行为，按照许遵和王安石的说法，所因之罪乃是“违律为婚”，不管这条罪是否有瑕疵，明显并不具有上述情节。
因此，刑部，大理寺，司马光主张仍从“故杀伤法”处理，认为阿云案不存在自首减刑的法律依据，其实是没有什么毛病的。
而皇帝也是在承认这一情节的基础之上，认为阿云的确是犯了故杀伤罪，然后再予以的赦免。
这也就是许遵，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的分歧所在。
王安石认为，阿云杀人的动机，是因为居母丧期间许聘给韦姓，是被被逼的，这和偷盗被发现后蓄意谋杀是两个概念，符合“得免所因之罪”的条令。
而司马光认为，阿云预谋杀人就是预谋杀人，案件中“谋”和“杀”是紧密相关的因果关系，是犯罪策划之后的犯罪实施，因此就是实实在在的谋杀。
客观地说，王安石在这里有曲解“所因之罪”这条律令解释，迎合赵顼旨意的嫌疑，而司马光的观点，苏油认为是从《宋刑统》条例来判断，是正确的，不过有些不近人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