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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口李紧接着收到了自己上级的指示，可惜的是，没有表扬与鼓励，却让他们等着让外堂人员指挥他们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全真教这个时候的组织结构分成内堂与外堂，原因很简单，外堂多是三山五岳江湖好汉式的人物，其实就是原先占山为王，占路为匪的人员------他们从来都是擅长劫富济自己好过一些，当然口头上是用来济贫。

他们本来就极会投机和投靠，他们信不信教的诚心可疑，但是全真教又不得不接受他们，因为他们在当前比内堂的人更有用处。

全真教的教义和手段本来与武功什么的说法一流求币的关系都没有，也正因为有外堂存在的关系吧，有了许多可以发挥的余地，各种神奇武功的传说就出来了。

全真教本来倡导道士必须出家住宫观，比如重阳祖师立教之初，令出家者须住庵修行，居住条件力求俭朴。

《重阳立教十五论》谓：“茅庵草舍，须要遮形，……雕梁峻宇，亦非上士之作为，大殿高堂，岂是道人之活计。”

所以在这期间，全真道士亦仿佛教倡修苦行，全真七大弟子皆以头陀式苦行著称。

如马钰修道时，每日仅乞食一钵面，并誓死赤足，复不饮水，冬不向火。

王处一曾于沙石中跪而不起，其膝磨烂至骨。山多砺石荆棘，赤脚往来于其中，故世号铁脚云。

邱处机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箪瓢不置也，……昼夜不寐者六年。

郝大通于赵州桥下趺坐六年，持不语戒，儿童戏触亦不动，寒暑风雨，不易其处。

好吧，总之是要求入教之人每个都要在经过各种自我摧残之后以求正果。

这一些确实与武功无关，但是从王重阳开始，一切以扩大影响力为先，所以一些能在实用性上发挥作用的人才是更重要的，对他们的修行要求也就降低了很多。

铁口李看着眼前坐着的外堂人员，心里不满，但是却不能说出来。

他说：“任堂主，为何要引教徒作乱？这不符教义……”

任堂主是一个黑胖子，据说擅使一把朴刀，当年在蜈蚣岭上占山为王，后来见全真教势大，同时又被教义“感化”，便率人投了全真教。

他到枣庄县城要引人造了流求人的反！

任堂主哈哈大笑说：“我任某人不甚明白什么鸟教义，但是临行时掌教说的好，但求山东民众能造了流求人的反即可！”

铁口李一脸的苦笑，他明白掌教现在的意图，但求让蒙古大人们赏识，但求能帮助他们平叛……眼下一切以此为重。

但是，流求人在这里的管理不是也很好嘛？！

这里的生活还真不错，先不提吃穿之类的民生，单单是平常的生活便让人感觉到自在。

他和他的手下是自由身，每十天休息一天的时候，他们便去枣庄城里看看。

眼见着一趟趟房子快速地盖将起来，眼见着民众越来越多，眼见着各种商货陆续摆在了商铺里……大街上行走之人中，脸上带着微笑的行人人数众多。

现在，他们还听说了，流求人竟然要开始每十天后，接连休息两天了！

这样的生活真心不错……铁口李都暗中开始物色修建宫观的地方了。

但是，现在却要带着教徒作乱!

任堂主哪里管铁口李的想法，他不住口地称赞此地，认为这里正是造反作乱的好地方。

首先就是这里的流求卫队队员比较少……官兵只要少了，那就是他们的机会。

像任堂主这样将要引领的小规模暴乱，自然最不喜欢直接面对官兵。

说到“农民起义”，这里简单说一点。

事实上这个华夏民族并没有真正的农民起义，甚至这个民族的古典文献中虽然有“起义”一词，但绝无无“农民起义”这一个组合词。

所以农民起义是一个现代词语。

从历代农民暴动作乱的组织者身份上看，大型群体事件的组织者们基本上没有是纯农民身份的。

农民之所以又是参与暴动的主体成员，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是被裹胁的！

他们的房屋被人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只能从了他人。

被裹胁的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因后又有追兵而死心相随。

同时为了防掳来之农民逃逸，严格控制农民的私财，甚至在农民的脸上刺字或者染其眉，以断其归路。

那些农民参与暴动的其它原因则分别是天灾流行、赋税繁苛、政治腐败、外患频仍、兵变迭起、乡官虐民等。

这里当然没有什么地主兼并土地剥削农民加重的啥事情。

与此同时，这个时空的欧洲大陆上，也有农民暴动，东西两方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欧洲大陆主体是一种“领主分封制”。

农民（奴）暴动所反抗者，多是直接对其施加压迫和剥削的中小领主。

这种反抗多数无法发展至类似华夏民族的赤眉黄巾、黄巢、宋江式的规模……不同领主下的农民很难同步串联起事。

同时，地方的领主相对于郡县，镇压的意愿和能力也更强。

华夏民族的农民暴动的效果则不然。

在郡县制为主体的制度下，一开始小规模的“农业暴动”，往往更乐于落草为寇，然后去侵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直接对抗国家机器……亦更乐衷于“掳掠州县”伤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代表民众利益与国家机器对抗。

当经过裹胁后形成了大规模的“暴动”，如黄巾、赤眉绿林、黄巢等规模后，在力量足以分疆裂土之时，才敢与国家机器对抗。

换言之，就比例而言，郡县制下的东方“农民暴动”多，容易规模大；“领主分封制”下的西方“农民起义”较少，规模较少。

这种区别，与“民族性”之类的命题无关，更与“东西方农民的觉悟高低”无关，而只是一种不同现实环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选择”：

郡县制下，地方州县官僚大多既无意也无力镇压暴动者，暴动者掳掠州县普通百姓的风险，要低于直接对抗国家机器；领主分封制下，暴动者掳掠其他领主治下百姓的风险，却不一定比直接反抗自己的领主更低。

区别只在于一种最优化的选择。

所以，任堂主当然很高兴的看到，枣庄县城里并没有多少流求官兵。

有关流求官兵的英勇，他还是略有耳闻，而且也是小心对待的……山大王出身的人从不小看官兵。

任堂主还对流求官兵的武器有所研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