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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历史问题恰澄清惟惆遗憾撒人寰
从来不因家里的事而打扰丈夫的冉腊娥，不得不破例到村小卖铺请人挂通了老江河区委办的电话。正在开会安排季秋计划生育工作的张道然觉得有点突然，因他的眼皮跳了好一会，他只得打住讲话，下楼到办公室去接电话。冉腊娥在电话里哽咽而恳求地说：“奶奶已卧床快一个月了，都是我一把屡一把尿地服待着，这两天情形越来越坏，时儿还说起了糊话，总念叨着斯贾爷爷要接她一起过日子，再就是总念叨你，你工作还忙些，也得挤点空时间来家看看奶奶，不然的话，我把话说绝了，否则你就见不到她老人家了。”她说完已泣不成声了。张道然嗯了声，便放下了电话，他在回会议室的咫尺间，想起在记忆里没有母爱靠奶奶含辛茹苦抚养的情形，懂事后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出生难产，让母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他的童年，是奶奶关心自己的冷暖，是奶奶潜移默化的教自己如何做人，奶奶才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他觉得自己的确应该去看望奶奶，不然自己将悔恨自己一生，况且这也是她老人离开人世前的一点小小的要求，不回去他真是觉得天理良心不容。然而，一回到会议室，与会人员谈到行政区划调整从农场划过来的永红、三红两个村的计划生育对象不少，纷纷要求区委组织统一行动，采取打整仗的办法进行。会上，面对双双期待他的目光，他又把冉腊娥的电话放到了脑后，他只好毅然决定带着区里的骨干人员亲征，决心把这两个难度最大的村攻下来，扫除全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拦路虎。因为农村工作都得是烧电焊打处火耽误不得的，所以他只好以工作为重，想等两个村的工作开了头，再让区里分管计生工作的领导去牵头，自己就可回家了。谁知一进驻村里，工作难度比会议反映的还大，计划生育是国策，一票否决权，责任心和事业感使他不得脱岗回家去看奶奶。
区委计划生育工作队先在永红村做了三天过细的思想工作，将计生对象的底细都了如指掌，是刮宫引产，是上环节扎都定了具体方案，并决定今天用拖拉机将对象集体接到卫生院进行手术。张道然又准备动身去村里督阵，小吕接到找张书记家里的电话，赶到门口截住张书记，喘着气说：“张书记，县委组织部的电话找您。”县委组织部是管干部的，在基层干部的心目中，比县直的其它办委更神圣。张道然回转到办公室，接过电话。电话是县委组织部青干科马科长打来的，马科长欣喜地说：“昨天您下乡了，所以我今天不等上班就给您打电话，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过半年多和纪委一起调查落实，县纪委已正式行文，对土地革命时期全县以‘改组派’罪名被错杀的人员进行平反，其中重新落实平反者的一百二十八人中，就有您的祖父张斯贾。” 张道然为了祖父的“叛徒”一事，总背着历史的黑锅，要不是他工作出色，有这样的历史问题断然是得不到组织的重用的。他曾经找有关部门核实过但没有结果。因而，对个人的前途他并不抱什么奢望，能当任上十万人的区委书记，已经是组织上的宽容和恩赐了。马科长说了一通，见电话里没有回音，就说：“喂，张书记，我说的话您听到没有，嗳，光顾着高兴去了。” 张道然最后说：“好，好。”便放下了话筒。
错杀“改组派”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的五月，是原中央湘鄂西分局、湘鄂西省委在肃反运动中搞了扩大化，将革命同志以“改组派”罪名被错杀。在大县这块根据地上就有一千三百六十八人，他们以满腔的热忱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求解放，没有屈服于敌人的屠刀和枪口下，却被同队的、身边的同志悄悄地用麻袋装了，人不知鬼不觉的掩埋了。年仅三十四岁的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央军委特派员、湖北省委书记柳直荀同志，被诬陷为红三军的“国民党改组派书记”，在周老嘴湘鄂西省委、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被害。**还挥豪写下了《念奴娇·蝶念花·答李淑一》，用宏伟的诗篇颂扬了杨开慧与柳直烈士。张斯贾，一九一四年出生在大县的张家湾村，新婚不久就参加了湘鄂西赤色警卫队，一去杳无音讯，被害于木舟王房墩，年仅十八岁，一同殉难的有一百零八人。
今天是张道然亲自决定计生对象手术的日子，他接了马科长打来的电话后恨不得立刻回到奶奶身边，亲口将这一喜讯告诉她老人家，让她死也瞑目。然而，他又觉得两个村的计生工作在急，自己必须身先士卒，不能让工作逊色而丢了祖宗的脸。是爷爷被平反的喜讯使他的工作责任感更强了，信心更足了。此时，他更清楚地知道如果计生对象的手术工作得不到落实，计生对象不能顺利送到镇卫生院的手术台上，而且稍有疏忽不能保证手术成功，那么前几天做的工作将是前功尽弃，而且对后段工作，对全区的损失和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他这个区委书记的工作能力和威性将受到影响，甚至今后的其他工作也不好开展。张道然想着这些，权衡了利弊，还是决定按计定方针，等计生对象手术成功后，明天赶老早回家。他不相信奶奶就今天一天都不能等了，心想奶奶不见他的面是不会闭眼离去的。
农村实行大包干后，再不需要小队长象家长式的喊工了，农村的行政工作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除了防汛抢险和催缴公粮水费，再难的就是计划生育工作了。由于受传统思想的束缚，部分老百姓拼了老命也要养子传宗接代。三红村总共有二十四个对象，两辆东二零拖拉机在村口停了两个多小时，对象们好不容易才陆续地被催出家门，但谁也不肯第一个上车，但都不敢硬抗，就说：“保证不拖后腿，大家都上车了，我就上车。” 张道然在村部里坐镇指挥，村部也不象过去气派了，墙上的石灰有些脱落，破旧的纸巾飘摆着，他更担心有人采取强制手段会逼出意外事情，当然御门、戳瓦、牵猪的手段对个别钉子户也得使用。不一会，区里打来电话，张道然要小吕去接。电话是区机关的门卫打来的，大家都喊他小吴，是三等残废军人，腿子跛了一只，拄着根拐杖，是个老上访户，区里根据县里的要妥善解决好的意见，只好将其养起来看看门，平时区政府机关的人员下乡出差了，只有通讯员小吕和他小吴守着。今天小吕也同张书记下乡来，那就只有他一人了，当然食堂里还有一名炊事员。小吕接了电话，立刻变得神色紧张，匆忙跑来对张道然说：“张书记，是小吴打来的电话，说是您的老奶奶……”小吕忌讳说出“死”字，忙又改了口说：“老奶奶她去了……” 张道然似乎没有相信他的话，又似乎没有听明白，忙反问道：“吞吞吐吐的做什么，说清楚些。”小吕只好又说：“是她老人家去逝了，请您回去。” 张道然当着众人的面，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又问：“对象们都上车了没有？”分管计生工作的宣传委员尹国民赶过来说：“对象们的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这里有朱书记和我们就够了，张书记，您赶紧回去吧，要小吕陪您去，我们负责把这里的工作做完满，明天再去您家。”尹国民转向小吕说：“小吕，你去叫朱书记来村里。”正在做着过细工作，动员对象上车的区委分管党群的副书记朱正才听说了此事，忙赶到村部，望着端坐着的张道然，似乎比张道然还着急地说：“张书记，您赶紧回去吧，我们在这里，保证按您的要求把工作做好。”同时，尹国民又去打通了区砖瓦厂的电话，借了吉普车来送张道然回家奔丧。砖瓦厂产销两旺，是全县乡镇企业中的明星企业，全区就只有他们有辆小车，供销社有辆双排座的货车，再就是拖拉机站里的几台不中用的拖拉机由个人承包着。区里领导有急事就调借这独宝贝吉普车了。张道然最后说：“今晚，你们就不必在村里住夜了。”等到吉普车来接他时，满载计生对象的拖拉机已向区卫生院开去了。
已经卧床一个多月，一星期未进一颗米，靠冉腊娥喂点红糖水维持生命的董桂英，终于咧嘴睁眼艰难地叹出了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世，享年近七十岁。冉腊娥顿时哭得死去活来，张母是最能理解她的知心人，她象失去了依靠，乡邻们听到哭闹声，都纷纷来到她家，给予劝慰说：“别哭了，哭坏了身子，董奶奶的后事靠谁来操办，再说你已经尽到孝了，这么多天你喂吃换洗，屎儿尿儿的，换了第二个人都做不到。其实老人走了，也是享福去了，她老人家七十岁多了吧，比我家奶奶走时还大五岁，我奶奶那时已被病拖魔不得了，硬是要寻短路，别哭了，董奶奶也真享福，福寿全归了。”村里凡有婚丧嫁娶等事，都把那个张斯忠请出来做支宾先生。有人又劝说：“腊娥，别只顾哭了，董奶奶的寿衣做了没有，还有倒头纸要马上烧。”冉腊娥这才止住哭，从自己的房间里拿出前天为董奶奶准备好的寿衣、寿鞋。又有人说：“得去把忠爷接来支派事，老了人还得看个时辰，图个吉利，图后人的发旺。我家的小叔子，就因婆婆过世时，时辰不对犯了重丧，才三岁的小叔子却突然在婆婆送葬后就暴死了，我嫁到张家后，听说了此事，所以记得很牢，就怕哪家老了人不讲究礼节，不过这不是迷信，一定是有科学道理的。”有人接过她的话说：“还不是迷信，要是在**的年代，早把你捆起来批斗了。”她还说：“早点把个信给张书记。”
大家正在议论着，张凤国已经请来了张斯忠。张凤国也不管什么礼节不礼节，迷信不迷信的，只知道老母登仙，怎么安排好后事，又因道然不在家，发丧的日子心中没有主张，只好先请了支宾先生帮着理事。冉腊娥也把积攒的三百元钱拿出来交给娘家的一个堂弟支撑开销。众位帮忙的亲友乡邻在张斯忠的安排指导下开始了有序的忙活。几个汉子将张母遗体出榻停放在堂屋的靠右壁，并且死者的头朝大门，头前放着小方桌，桌上有遗像和香钵，点上香千烟袅，桌前地上放着个破铁锅内是烧的倒头纸钱，九斤四两的倒头纸一大捆就烧成了一小锅灰。据说这倒头纸是烧给死人去那个世界花用的冥币。冉腊娥亲自给张母前三后四的抹了汗，又给换上了寿衣。堂屋的正堂上贴着张斯忠书写的一张白纸大的“奠”字，大门两边是幅他自作自书的白对联，上联是：噩耗惊传哀歌恸乡里，下联是：遗容长存美德示人间。
一幕哀丧吊唁的场景和氛围笼罩着张家。下午二时许，张道然乘着小吉普车赶回家，见家里内外一派沉痛的悲伤气氛，不禁一股辛酸涌到喉咙口，他眨了眨眼睛没有让泪水显出。在众目睽睽中，一妇人递给他一条白孝巾，并说：“当书记还不是要戴孝的，把它系在腰里吧。”他听从着让她帮着系上。冉腊娥见丈夫风尘回家，想到自己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和关爱，当即更凄切的哭泣起来。张道然见冉腊娥伏在董奶奶的遗体旁，头顶着白布孝巾，哭得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还有董桂英娘家的远房亲戚的几个婆子也揍着悲哀嚎哭着，他禁不住眼眶溢满了泪水。他去接开盖在张母脸上的旧书，只见奶奶的脸像只有悬骨，与生前判若两人。他详端了一会，似乎又找到了过去的感觉，重新看到那丰满慈祥的笑脸。冉腊娥的娘家堂弟冉金城和支宾先生张斯忠一起过来，向张道然分别简述了后事处理情况和安排。张道然听后，没有提出什么看法，就说：“把你们操心了。”然后，他把冉腊娥叫到一旁，将自己回家时在区管理室借支的五百元钱递给她作开头费。
下午四时许，柳莹带了几名男女同学，坐着上海牌老式小轿车来到张家，车尾厢里还带了二个花圈。张道然一幅苦丧的脸和他们打过招呼，冉金城忙安排他们在大门前的方桌旁坐下，又叫人泡茶，递烟，还特地找出几个花玻璃杯子招待城里来的贵客。接着，区机关借了供销社的小货车载来了一车吊丧的人，还带来了四个大花圈和几架鞭炮。一阵噼啪的鞭炮声过后，烟雾渐渐散去，烟药味留在了人们的嗅觉里。柳莹今天没有打扮那么娇艳，也许是今天的场景不合适，也许是她毕竟年近三十不能和十七八的女孩比艳丽了。当然，她天生的丽质和俏佻在这乡野还是花朵独放，招来不少目光。她小声地对几位同学说：“我们太来慌了，连鞭炮也没有买。”她见大门前的左边是张接待来宾席，等刚才来的一批人登记了礼单后，便和同学们商量送礼之事。有同学说：“道然真是的，都当区委书记了，家里却穷酸死了。”也有同学说：“我们破例，每人送五十吧。”大家心里明白，人情往来最多才二十元，过去他们结婚时，朋友同事们三五个一约，送开水瓶，裕巾什么的。这提议五十元的同学并不是讨好区委书记同学，而是看张道然太马列了，以礼重来表示心情罢了。最后，他们每人给了五张大团结，由柳莹到礼宾席去登记。
前来吊唁的单位和人们不肯在这里吃饭，张道然似乎也觉察到家里条件有限，太寒酸了，不便挽留，只好一一送别。当他送别柳莹时，却意外地发现柳莹的长辫子没有了，留着短发，还烫着时新的卷发，更显得她城里人的漂亮。她避过别人的耳朵，小声对他说：“节哀，保重身体，别忘了老同学，我不会错爱你的。” 张道然没有说什么，目送着他们离去，心想她个柳莹这时候怎么说出这种话，耳边却久久地回想着她那甜美的声音。他还清楚地记得，柳莹是在那天夜晚遭他拒绝后，有一年多没有再找过他了，而他是不会主动反去找她的，但他的心目中无时无刻地不存在着她那难忘含情默默的笑脸。
夜幕盖下来的时候，从街上租来的气灯被点得雪亮。这时，又请来了三个打丧鼓的老汉。张道然见了，怒气冲天地大吼道：“谁叫你们来的，谁叫你们来搞这一套的。”打丧鼓是历史传下来的农村办丧事的习俗，被文件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革掉了的，近年来又死灰复燃，身为区委书记的张道然怎么能容忍这种迷信复古在自家重演呢，那影响该有多坏！丧鼓是支宾先生安排请来的，张斯忠见张道然不赞成而且发了脾气，便在一旁尴尬不敢出头露面，只好向冉腊娥使了眼色，冉金城便上前去劝走了打丧鼓的。过了好一会，张斯忠还是不甘心，因为他支的宾没有哪个东家不言听计从的，再说老母登仙是白喜事，没有唱丧鼓的多冷清多丧气，本该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他揍到张道然旁边，因为是他的祖辈，便不轻不重地说：“哎，董奶奶辛劳了一生，最后一次应该是热闹的，其实，早就有人家打丧鼓了。”张道然知道他的心情，便笑了一下说：“忠爷，您安排得不错，我不准也不错，董奶奶九泉之下会理解我的，还是我说的一个宗旨，要移风易俗，还是殡葬不能土葬。”张斯忠不敢和他辩论，便说：“都是按你的意示办的。”张道然办完祖母的丧事，安排了家事，在家住了一天，便回区机关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