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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举刀减人治根本清涤机制迎秋征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讨论，和制订方案，人满为患的老大难单位，城关财政所的减员分流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操作了。按方案所定，对距退休8年的男52岁，女42岁的一律实行内养。外单位借调人员不作人员编制，全所142人也还有109人，所长不参加竞岗还有108人，只留在岗人员48人。也就是说财政所只定了49个岗位。谁留谁走，涉及到下岗掉饭碗的问题。在讨论中每个人都在挖空心思地打着自己的小九九。有的在财政所工作时间长的，说：“以城关财政所的工龄长短而定，长的上，短的下。”有的工龄长的说：“不能是否在哪个单位参加的工作，以工龄长短而定，长的留，短的走。”也有的年轻人说：“以工龄长短而定最合理，短的留，长的走。财政所不能只留老头子，老婆子，又不是养老院。财政所还要发展！”工龄长的争辩说：“工龄长说明在财政所的贡献大，剩余价值都留在了财政所，不能减工龄长的。”后调进财政所的也有道理说：“现在是**的天下，在其它单位还不是为**卖命，又不是为国民党搞事。况且是**的改革把我甩下岗的，好不容易托人找人攀关系才又有的工作。为了进财政所，钱都花了一大把，谁给我补上。你们如果把我挤下岗了，我就坐到你们局长家里去吃饭的。”人到了这个份上，也没有什么顾忌，什么厚颜无耻的话都能赤.裸裸地捅出来。在财政所参加职工竞岗讨论会的县财政局长谭芳终于按奈不住，激奋地说：“你们这也不行，那也不是。那只能搞投票竞岗了。得票多的留，得票少的走。”立刻就有人气鼓鼓地说：“不行。平时工作认真负责，得罪了人，得票必少。那些平时工作轻闲，和职工们一团和气，整天打牌，吃喝，必然得票多。你们硬要坚持投票，那就让得票少的留，得票多的走。”谭芳满以为投票是唯一的上上之策，不想刚一端出来，就遭到反对。她局长的话可从来没人敢反对过，这下让她脸上火辣辣起来。争论在无休止的一场会一场会的进行着，人们的脸面被一层层地揭开，矛盾越扯越复杂，问题越说越深层。被县财政局党委任命到城关财政所为减员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县财政局副局长亦岳泉，私下无奈地对谭芳说：“谭局长，城关财政所受全县关注着，减员分流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闹出人命关天的事来，我们局就麻烦了，也不好向社会交待。您最近几天还是挤时间来参加职工会。等职工的意见统一了，办法定下来了。我再留在财政所操作到位。”谭芳被助手将了一军。将得无话可说，只好迎着矛盾上了，谁叫她是一把手的。

根据谭芳的意见，为了不影响全县的秋征工作，城关所的减员工作必须在一星期内到位，便决定晚上继续召开职工会。人的工作是最难做的，就是一个人的矛盾不解决好，那也够人缠绕的。会上，谭芳以谈心的形式，找了很多道理，苦口婆心地说：“同志们，大家的心情我理解。这事搁到任何人的头上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改革是一项政策，一旦一项政策来了，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你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好，这是客观现实。”有人在底下牢骚着说：“有些人为什么总盯着我们城关财政所不放过！国家的一次宴会，领导人的一次出访，不知要花掉老百姓的多少血汗。”谭芳顾不了会场的嘈杂，在继续着她的演讲，或是动员报告：“现在政策不是不好，社会上那些个体户还不有好多都发了财，成了大老板，住小洋楼，功成名就的。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有人听到这话，会场孕育的骚动，就公然嚷开了：“你谭芳为什么不去当个体户！”亦岳泉忙拦截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那人毫无畏惧地又说：“不这样说，怎么说。现在都到了要我们命的时候了。人要死了都不挣扎几下，那还叫人吗，简直比畜牲都不如。”他的话很具有鼓动性，以致会上引起了小小的骚动，双双带箭的目光都射向了主刀者们。这时，所长态度明确，站在局长立场上，发吼说：“你们闹，闹什么，有你们说话的时候，现在听谭局长讲。”会上静了下来，谭芳继续着说：“你们情绪这么激动，有些话让我怎么说呢。就是你们在我这个位置，你们也会体会到我的难处的。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好的办法，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妥善地进行分流工作。你们把人家几个厂的下岗工人一看，把商贸企业下岗的职工一看，人家早进入市场了，有的还在街边擦边鞋。皮鞋都擦出县擦出省份了。”有人又嚷了：“少听她那一套！只要你们给工资，我们都愿意呆到家里去。”会场又骚动起来，职工们纷纷响应，群情激昂。好多年没有在晚上开这样热烈的职工会了。连会场里那耀眼的灯光已变成了冲天的灼火。那群情愤抗的火焰，狠不得要把主持人烧焦。有人在摩拳擦掌，有人在咬牙绝齿，有人在腮邦突起，有人要撒泼破口大骂了。如果此时，参加会和主持会的领导头脑不冷静，稍有不慎和过激之言，将象一点火星点燃导火索，引爆原子弹似的大爆炸。会场瞬息会变成火的海洋。会在大县曝出轰动效应的特大新闻，给领导者留下追悔莫及的终身遗憾。时下，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法治和理智还在主导着人们！

这时，在一片吵闹的喧哗声中，有人叹息说：“不减不行吗，一个好端端的单位，何必要自相残杀呢！”不减肯定是不行，这里关系到税改的大局，三农的大局，国家政权基础稳定的大局。为了大局，不能牺牲个人的小利。职工中终于站起一个上点年纪的中老年人来。他过了52的年龄，头发和胡茬子都已是刚伏上雪朵的大地，一片茫茫花白了。他姓史名德成，有时又写成史德全。有一段时期，同事还称谓他“死得成”。谁让他父母给他取了个犯讳的谐音名字，他祖宗姓史呢。然而，他本人并不忌讳。越是口头喊“死得成”，越是要活得长命百岁的。这不，他已平安地走过了天命之年。他还乐观地向同事们展示，人总是要死的，谁都死得成。多么开朗的生死观。随着他年岁的增长，辈份的增高，已当上爷爷后，渐渐没有人再叫他“死得成”了，而是叫他“德全老头”的。道德俱全么！还有叫德全伯叔的，也有叫德全爷的。名姓只是人的符号，关键是做人要讲究本份。在计划经济年代，财政干部清寒，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没有商贸职工优厚的物资。粮食部门有饱饭吃，食品部门有骨头汤喝，杂货店有煤油灯可照亮黑夜。当然，有人守不住清贫，想法设法钻营到有吃有喝有用的政治地位的单位去了。而史德成却一直信守在财政部门，当个农税员，一干就是30多年了。他大声地招呼说：“大家听我说一句话。我是内退的人，说得不对，只当放屁，跟没说一样。如果大家觉得有点香味，那说明是香屁，就中了。”职工们渐渐安静下来，被他的“混话”逗乐了，哈哈地一阵笑闹。老史却没有一丝的笑，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必笑，还有不中听的话，听我说。那是赌命，也够残酷的！”有人在笑着说：“你个史老头。快说呀，一句话说了半天，还没说出来。”从此“死老头”这个名称又出笼了。只有在家里只有他老伴称过他“死老头”呢。老史接着说：“就用土办法，抓阄。”大家听得明明白白，抓阄！抓阄。仿佛都傻了眼，这不回到原始社会，回到村野乡民之中，可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家财政干部，堂堂正正的国家单位。抓阄，太俗野了。会场一下死一样的寂静起来。老史不知大家赞不赞成，不知领导者和职工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便说：“只当我没说，放了一个臭屁！”他申明了这句话，就坐了下来。

片刻的如电视上快镜头的来回思考，职工猛然回过神来，不约而同地喊了：“香屁！抓阄！”既然，绝大多数的人都称赞了抓阄，这就看有决定权的领导者的态度了。抓阄，这个史老头还真出了个馊主意，让谭芳和亦岳泉犯难了。在他们看来，抓阄太原野了，那让社会上怎么看待我们财政系统的工作水平和能力，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和素质。谭芳和亦岳泉在用心灵相互窥视着，谁也不瞄谁一眼，或递个眼色，谁也不表态，或让职工吃个定心丸。依老史的工作经历，如果领导者继续这样僵持下去，职工中的情绪又会爆发，矛盾又会激化。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开了：“这是个没办法的最好办法。我没有上过战场参加战斗，和大家一样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我所不同的是生在旧中国。黎明前的旧中国已经是有了暑光的旧中国。在战争年代，多少壮士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抛头卢，洒热血，连性命都搭上了。现在，我们只是裁人，还不是要我们的性命，我们就用战争年代壮士们舍生命的那种英勇气慨来迎接裁减。我搞了几十年的农税员，对农民冷暖是有感悟的。我们下岗了，还不至于会苦到农民那地步吧。为了农民少负担一点给我们吃皇粮的人，那是过去说的，我们自己也有两只手，何必到城里吃闲饭，何必到单位吃闲饭呢！”史德成的一番话，终于使会场的风向有了转机。有人心平气和地说：“那看谭局长怎么拍板。”也有人说：“那看亦局长怎么说。”双双情染的目光期盼地望着两位局领导，也还偶尔瞟瞟所长季斌。作为会议主持人的亦岳泉到了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就象长江里航行把舵的舵手遇到狂风恶浪，遇到沙洲浅滩，该怎么把舵要当即立断了。亦岳泉终于开口说：“你们对抓阄没有意见？”职工们掺差地回答。有些人说：“没意见。”有些人说：“就抓阄。”亦岳泉还是很原则地说：“定岗上岗办法经过这么多场讨论，众说纷纭，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道。你们既然同意抓阄，民主还有个集中，等局党委研究决定。抓阄也不是很简单的事，还要研究具体操作办法。谁先抓，谁后抓，抓什么，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办法，会后还可跟我们讲。”他又转向谭芳问：“您还有什么意见？”谭芳干脆地说：“没有。”他又对季斌说：“你还有什么说的。”季斌缓了下，说：“一句话。在岗位没有重新确定前，大家一定要照常上班，做好各自的工作。”亦岳泉最后大声地宣布：“散会！”随着一阵起身地动响，职工们又叽叽喳喳地议论着离去。

抓阄的时间定在星期五的下午。时间的选择是经过亦岳泉和季斌认真商定的。星期五是周末，又是下午，掉岗的人碰上双休就是顺理成章了。上岗的人员在两天后再来上班。余凤洁是从财政所借调到县财政局的，多次的职工讨论会她都没有参加。她似乎是局外人不必操那份闲心。然而，昨天下午局人事股突然通知她参加城关财政所的抓阄竞岗，还说是局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基层所的人要减，局里也是人满为患，也要减。178人上班，38名借调人员毫无条件的回原单位参加竞岗。她是1962年5月初5出生的，按说这个是最吉利的日子，可她的人生路就是坎坎坷坷。自从她接到通知，心中就没了主张。她从南桥镇的一个街道工厂调到城关财政所，是张道然出面说了句话，应该是说沾了曾国超的光。当时，张道然认定安置好了干部家属，就可以稳定基层干部的军心。曾国超也想第一步让妻子先进城，自己在乡下再苦几年，迟早总要进城的。第一步进城是第二步进城的理由，进城是他们最美好的夙愿和归宿。没有想到八、十年的时间，情况变化如此之大，一切预算都是白劳神，而且事与愿违的向反面转化了。余凤洁早早地离开了不属于她的县财政局，回到家里，拿起电话机，就想给曾国超打电话，想让曾国超给她人生的三岔口指条出路。然而，终于没有那份勇气地又放下了电话机。第二次，她拿起电话机时，是想给肖华打电话，请肖奶奶给田隆生说个人情。如果是田隆生接的电话，就直接找田隆生出个面。转尔一想又不妥，田隆生是下台了的干部，谁还卖一个下台干部的帐，再说她不想在田隆生的方面陷得太深，还想和曾国超和美如初的呀。又放下了那沉重的电话机。她左思右想，唯一的依靠还是只有曾国超。男人是女人的依靠，曾国超最终是她余凤洁的依靠。她便计划了一个很周全的方案，咚咚地下楼去，在校门边的小卖店的公用电话上拨了1397237897的号子。她已经有两年没有拨这个号子了。这下竟然还“嘟……嘟”地是通的。很快对方接了电话，传出了他“喂喂”的呼声。她听到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心就羞愧地扑扑跳起来。就象经秦寅成介绍，第一次和曾国超见面时的那种羞涩的扑扑跳。那一跳把她的思绪全跳乱了，想好的到嗓子眼的话也跳没了。她慌忙地压了电话机，匆匆离去。店主忙喊：“呃，给钱啦！”余凤洁觉醒回转身，问：“多少钱？”店主说：“五角。”他接了钱接着说：“电话通了的。你怎么没讲话。”余凤洁低着头说：“我弄错了。”最后，她自己拿定了主意，不去所里抓阄。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城关财政所拿工资，没有在城关财政所上一天班，做一桩事。她不能去抓阄，还和人家去挣饭碗。反正局里讲了，下岗了还可拿80%的基本工资。本来，她提的要求是想到县财政局，由于行政编制紧，调动时把工作关系落在了城关财政所，人被借到财政局上班。2000年彭训奇的爱人刘丽从监利当随干家属时，就直接调进了县财政局，余凤洁吹忱头风，要曾国超找张道然帮忙，把编制定到财政局，可是出了上访信的事件，曾国超很知趣地没有提及此事。余凤洁定编县财政局的事就搁置了下来。曾国超劝说：“反正都是拿财政工资，没什么关系的。”可眼下裁员，关系就大了。难怪老人说事不过当时，当时一过就不好说了。晚上，城关财政所派人来上门通知，要她一定参加抓阄，她看通知人一片好心，诚恳真切，也就随口答应了。一晃就到了今天下午抓阄的时间，城关财政所又来电话催她。她只好招了个面的，到了抓阄现场。

城关财政所会议里早早地挤满了人，不仅职工早早地来了，领导者也早早地来了。抓阄，不管他们是苦笑地抓，含泪地抓，或是试探地抓，都是令人感动而残酷的一幕，是生死一抉的一幕。前台除了麦扩风，就是最引人注目的抓阄箱。抓阄仪式由季斌主持，亦岳泉作为局领导参加指导，他进行了简短的讲话后，抓阄就开始了。在亦岳泉讲话的时候，余凤洁来到了会场，好多职工把目光聚向她张望，只知有这么一个人，从来谋面过。亦岳泉间断讲话，喊：“余干事上前来坐，前面还有位置。”余凤洁始终微笑着脸，从站着的后排来到前排坐下。会议室门边和窗口也吸引来一些家属或亲朋观看。他们把这古老传统的随机抽取的办法视为现代的新时尚，好奇心，竞赌心，碰运儿等心理聚集在一个不能言表的纸签上。按抓阄规则分二次进行。先随意抓起顺序号，再持号依顺序正式抽签。签是卫生筷的纸筒作的，纸筒内写有上岗的为上岗，无字空白的为下岗。它们倒竖在纸箱内，只露出一指头长。就象在寺庙里抽签样，赌机运了。余凤洁抓的第68号。从1号开始抽起，主持人喊着一个号子就上台抽一个签。1号是个沉着脸的女青年，她小心地在签中抽出一张纸筒，还有财政局来的监证人和记录人，告诉她顺折印撕开。果然见有正楷字“上岗”二字，她沉闷地笑了。记录员让她在上岗登记表上写上顺序号，姓名和上岗签字。为了上岗与下岗者区别，必须现场登记，黑板上只公布上岗者。考虑到下岗者抽了空白签激奋情绪，不可能亲笔履行登记，就由记录员代笔登记。一连3人都抽中上岗签。可第4号抽了空白签，然后在空中摇晃着拆开的纸筒，苦笑着说：“这纸签好去擦皮鞋啰！”第5签又抽了个空签，是个虎头虎脑的青年人，他没有说半个字，落下一副恶脸像，狠劲地将纸签撕个粉碎，掷在了前台，愤然离去。轻巧的一抓显得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起来，会场不再那么活跃，气氛凝固的死沉沉的，让人难以喘息。余凤洁趁着人看热闹的空隙，悄然离开了会场。当季斌宣布到68号抓阄时，不见有人应答，连呼几遍都没有人回声。季斌便宣布说：“68号作自愿放弃竞岗处理。”会上已宣布的规定中明确，放弃竞岗视同下岗。余凤洁不得不走这样一条光明的主动下岗之路了。

一个无声的电话，让曾国超揣摩良久，难道是工作中得罪了人，有人搞的恶作剧，但愿是有人打错了电话。在几种推测之下，曾国超还是放不下心来。他这人就是有股执著的劲头，遇事要弄个透彻明了的，要不然怎么会闹出上书的麻烦来呢。他翻着手机已接来电的号子，把它储存起来。他也不想马上回过电话，怕这样莽撞弄出麻烦来。在一个闲暇的时机，他对司机小黄说：“你给我拨个33334445的电话，看是个什么电话，问清楚后，就说你拨错了。”要完成领导交办的事是只管遵照去办好，不问为什么的小黄接受了任务一离去，曾国超突然感到难道是她打来的。因为3字头的号子除了横沟镇，就是县城的。她不会打这个电话，也不敢打这个电话。也许她或谁打错了。难道是梦梦打的。曾国超又担心惦念起女儿的暑期补习来。就这个暑期的时间了，明年就高考了。如果女儿的高考不成功，那简直是他作父亲的罪过。生活在这样个家庭里怎么能把成绩搞好呢。小黄办事很机灵，他开着小车出镇机关，在街边不熟悉的小店前停下。店内无人，几个人在一旁低矮的小桌上聚精会神，饶有兴趣地打牌，还有几个围观者。有围观者说来生意了，那少妇望了下打电话的小黄，继续打着她的一手好牌。小黄用小店的方便电话打了曾国超说的号子。对方接通了，小黄忙问：“是吕伯吗？”对方说：“哪个吕伯妈？”对方是个典型的中老年男人的粗糙声音。小黄纠正着对方的话，说：“不是女伯妈，是吕伯……么？”对方自言自语的：“什么女伯妈男伯妈。”然后没好气地回答说：“这是公用电话！神经病！”小黄忙说：“哦，对不起，我打……”对方沉重地放下了电话。小黄放下电话，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说个“女伯妈”呢，加之南桥低八度的地方口语，人家是难得听懂的。还好，挨了句咒，总算弄明白了是个公用电话，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事件。小黄付了一块钱的电话费，向店主喊了声。便开车回镇机关，立刻向端坐在党委书记办公室里看报的曾国超作了汇报。若无其事地说：“曾书记，3334445是个公用电话，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的接的。”曾国超望着报纸“哦”了声，又问：“你在哪里打的。”小黄露出滴溜的目光，说，“我开车出去，在外面公用电话上打的。”曾国超仍不看他，平静地说：“你去吧。明天上午送我去下车村。”小黄说：“好！”便离去。曾国超在心里好笑，巧！同一样的公用电话。他似乎更坚定了，有人在捣鬼搞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