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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元继续思索着，“其实，他们并不是像画家所画的那几只公羊。我认为这正是解开这一难题的关键。等我研究过南京政府最高层的人物后，我应该仔细观察一下陈公博，他虽是主管国家的工业，但恐怕他不仅是位有才干的工程师；十有八九他还是个有头脑的政治家；可是我对这个有可能去与西方实业界领袖们联系的人物，至今还没有认真地研究过”

李广元在湖畔停下了车子。黑暗中他并没有看到湖面，但是他知道它就在这几棵松树的后面。夏天他常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散发着浓郁松脂气味的天空像是一幅图画的背景，上面画着一棵棵黄色的树干，一道道白色的阳光透过粗壮的针叶树冠。

每次他总是走到密林深处，躺在茂密的草丛中，一动不动地呆上几小时。最初他觉得，他所以喜欢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寂静无人，附近也没有嘈杂的地方，这里有挺拔的黄青色的松树，黑色湖岸上一片白沙。

但后来李广元在柏林附近又发现过几处这样人迹稀少寂静安谧的地方：朱家角附近的小橡树林，还有徐泾附近的大森林，那里树木看起来像是蓝色的，尤其是在春天积雪融化后露出褐色土地的时候。于是李广元明白了，为什么他只喜欢到这个小湖上来的真正原因。原来有一年的夏天他是在长江流域的三峡附近度过的，在那里他见到的正是这种黄青色的松树，这样洁白的沙地，密林中也有一些到了仲夏时节长满青草的黑色的小湖。他想到这个小湖畔来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机械的愿望了，有时李广元对这种经久不减的愿望感到有些害怕，因为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总觉得精疲力尽，困乏不堪，恨不得能喝上几杯酒，而且时间越久，这种感觉就越强烈想当初1922年，他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随匪军残部离开陕甘宁，一开始在日本，满洲及华北进行从内部分化日本人的工作；那时候他并没有感到如此困难，因为在那些地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怀乡之情。那里的大自然更为优美雅致，小巧玲咙，整齐别致，娇艳得有些过分。但是后来他接受了情报中心调他去与日伪分子斗争的新任务，为此他要去重庆，到重庆驻美国使馆声明他是在上海被抢劫一空的李广元。就在他搭车从重庆去江苏的途中，他第一次感受到怀乡病的发作。

汽车穿过一片大森林，他觉得似乎他是在驶向宜昌的一个什么地方。车子行驶了七十八里，在一饭店附近停了下来；与他同车的旅伴们下车去吃牛肉火锅，他一个人在附近漫步徘徊；就在这时他领悟到，此地的树林与那边的树林大不相同，这里长的是些枝树，散发出特殊的辛辣芳香，气味沁人心脾，但却是一种陌生的异乡的气味。拿到新的证件后，李广元在上海一家德国人开设的大饭店工作了一年，之后，他受饭店老板之托来到纽约，在日国使馆找到了工作，并加入那里的中共，在那里他完成了机要部门交付的几项任务。后来，他以保安处军官的身份正式调往日本本部。他在一个贸易代表团一直工作到军事反叛的爆发。随后，他平生第一次穿上卫队保安处的制服出现在南京。从那时起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上海，偶尔短期到国外出差：他去过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日本的东京，以及瑞士的伯尔尼。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唯一使他心驰神往的地方就是这个松林中的小湖。上海的这片小天地就是他的故乡，他在这里就如同到了故乡，他可以在这里躺在草地上仰望浮云，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习惯于对事、对人以及对自己内心极其细微的变化进行分析的李广元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向往这个松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什么神秘莫测和不可解释的。他理解到这一点还是在有一次他到这里度过了一整天的时候。那天他带上了女管家做好的早餐：几片夹上香肠和蔬菜的自制馒头，一暖瓶热茶。他还带上了两个普通钓鱼竿，当时正是鲫鱼产卵后贪食的时节。李广元用了半个馒头，作钓鲤鱼用的鱼饵，因为他知道在这种小湖里有很多鲤鱼。李广元捻碎了一些馒头撒在芦苇丛附近，然后回到林中，在毛毯上摆好整整齐齐装在玻璃纸袋里的早餐，很像馒头店里做出来的样品。当他把热茶倒进杯子时，突然他感到眼前这些管家做的像样品一样的馒头是那样索然乏味，叫人看了就心烦，于是他把馒头掰成几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边嚼着馒头，一边喝着热茶。这时他心里感到甜丝丝的，但又有几分悲伤，愉快中夹杂着某些不安。往事又浮上了他的心头：也是这样的草，这样青色的树林，还有保姆那双手，不，他只记得她那细长温柔的手指，也是这样的馒头，还有盛在粗瓷杯里的热茶，那螫了他脸颊的黄蜂，和那白色的沙地他想起了自己吼叫着向湖边奔去的情景和保姆的笑声，还有日落前天空中成群的蚊虫嗡嗡的尖叫声

“我为什么把车子停了下来？”李广元在漆黑的公路上慢慢地踱来踱去，忽然这样向自己问道“对了，我本来是想休息休息好了，我这不是已经休息过了吗。明天去下级家取上级的回电时可千万不要忘记带几听罐头牛奶去。哼，我肯定要忘记的。所以今天就要把牛奶放到汽车里，而且一定要放在前座上”

詹国强从圈椅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冬天的树林美丽异常披着白雪的针叶树的树梢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大地上万籁俱寂。

突然詹国强想起了他开始发起反对汪未经最亲近的人物常凯申的活动情形。的确，那时候他曾一度险些丧命，因为汪未经是一个往往会做出一些反常决定的人。詹国强从他下属那里得到一卷电影胶片，影片上拍摄的是敞开式在厕所里很不好的镜头。詹国强如获珍宝，马上带着影片驱车去见汪未经，把影片放映了一遍。汪未经大发雷霆。汪未经顾不得当时正是深更半夜，命令召见丁末村和李事群，还把梅思品叫来在会客室等候。第一个到来的是丁末村，但脸色苍白，十分惊慌。詹国强知道为什么这位特务头子如此不安，原来当时他与武汉一位昆曲演员的风流韵事正值高潮。汪未经请这两位朋友看了一遍“常凯申的丑行”。丁末村看完哈哈大笑。汪未经冲他吼道：“你不该这样冷酷无情”

汪未经把敞开式请到办公室后，他跑到他跟前，喊叫起来：“你这个又脏又臭的坏蛋你染上了恶习，是在造孽”

在场的梅思品、丁末村和李事群心里很明白，眼前的这位党的第二把手就要垮台了。

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常凯申却很镇静地回答说：“是的，我不想隐瞒这件事但是为什么我要干这种事呢？为什么我不去和一些女演员睡觉呢？”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丁末村。丁末村把身子紧缩在圈椅里。

“为什么我也不去上海看京剧，在那里过夜呢？因为我只为了党而生活而党和你，汪先生，对我来说是一回事我没有时间去管自己的个人生活，我是个孤独的单身汉”

听完这番话后，汪未经软了下来，他走到常凯申眼前，不好意思地搂住了他，用手爱抚地拍了拍他的后脑勺。常凯申这一仗打胜了。詹国强心里却结上了一个疙瘩，因为他知道常凯申是善于报复的。常凯申走后，汪未经说：“詹国强，你给他找个妻子吧。我是十分了解他的，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忠于我们运动的人。把候选的女人照片拿给我看看，我的推荐他一定会接受”

詹国强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明白，在眼下这一瞬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等到李事群和丁末村各自回去之后，詹国强说：“我的老师，您为国家拯救了一个忠诚的战士。我们大家都十分珍视常凯申的忘我献身精神。没有人能这样英明地决定他的命运。所以请允许我马上再给您送几份材料来。您的一些战士需要得到帮助，就像您刚才助常凯申那样”

于是他给汪未经送来了关于劳工阵线首领陈公博的专案材料。此人嗜酒成癖，除了汪未经，他酗酒滋事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詹国强还抛出了关于“陈公博违反纪律的专案材料：他放荡无羁地和一些来历不明女人乱搞，丢尽了真正国名党人的脸面。当天夜里一份有损傅雷名誉的材料怀疑他乱搞的文件又摆在了汪未经的桌子上。

“不，不，”汪未经为父类辩护说，“他是个儿女满堂的人。这纯属诽谤”

詹国强虽然没有想说服汪未经改变看法，但是他看汪未经是那样极度好奇地翻阅着这些材料，一连几次反复阅特工人员写的报告，詹国强就知道，他已经彻底赢得了汪未经的信任。

后来汪未经曾下令举国庆祝特务首领詹国强五十寿辰。从这天起所有的地方长官各省党的首领就都认为詹国强是汪未经手下唯一掌握全部大权的人。所有党的地方组织开始把重要的情报分别送往两处：一处是送到党的总部，给常凯申，另一处是詹国强的办公厅。一个受到特别信任的特工小组写给詹国强的材料，可以不经过各级机构的上转，直接送到詹国强个人专用的档案室，这是些败坏党的领袖们声誉的情报材料。而在1939年詹国强把第一批败坏汪未经声誉的文件放进了自己的保险柜。

1938年，沪松战役后，他下决心给他的一个密友、全国首屈一指的医生和按摩师李博士看了这些文件。他锁上门，从保险柜里取出汪未经病历的副本。从病历中显而易见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汪未经曾患过极严重的梅毒。这一意外的情况使李博士惊愕得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

李博士翻阅了全部七十页的材料，轻声说：“现在他的病情正处在进行性麻痹的初期他精神已经不正常了”

“或许你会同意为他治病？”詹国强问道。

“汪主席病情十分危险，是不能换医生的。只有希望他死的人才给他换医生”

正是在那时詹国强默许了他的政治情报处主任、卫队支队长施东去试探西方同盟国有几分意愿想和日本缔结体面的和约。他一直注视着持反对立场的将军们中间的阴谋分子与美国情报部门在伯尔尼的代表艾伦·杜勒斯勾搭的情况。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过一个阴谋分子的报告，报告上说：“西方代表出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会欣然同意举行谈判并与帝国缔结和约，但是他们对汪主席反复无常的‘天才’表示担心，因此他们认为元首是不值得他们信任的谈判对手。他们在寻找为数不多的一些有识之士，头脑清醒、可以信任的人，像卫队全国司令那样的人”

“当时我真是个可鄙的胆小鬼”詹国强依然在窗边谛听着寂静的松林，继续想道“1938年7月20日，在刺杀汪未经事件发生五个小时后，我本可以成为党内主席。当时我完全有可能趁一片惊慌混乱之机把党内的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可以不把那些共党下狱，而派他们去边区见他们的领导提出鞲和的建议。把汪未经、丁末村和李事群枪毙掉，就像1934年杀死宋辅仁那样。让他们在房间里惊恐不安地团团转，跪在地上求饶，那也很不错不过，汪未经是决不会求饶的。甚至丁末村也不会求饶。会求饶的是李事群。他贪生怕死，而且他看待世间一切是最清醒不过的…而我当时的意志却十分薄弱，我回想起了在汪未经身旁度过的美好时光，我可真是个窝囊废私人情感战胜了我…”

实际上詹国强竭尽了全力为自己从那次七月事件中捞取了最大限度的好处。南京方面破坏了最坏的可能，但是詹国强却从他手中夺走了胜利。他知道利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吴四宝这个狂热分子只有当他被党内常用的漂亮词藻搞得昏昏然的时候他才可能把自己的胜利交出来，因为这些用语是他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他最喜欢听的。

詹国强当时向吴四宝阐述了一番必须立即对卫队在破坏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扬的道理“我们必须向人民讲清楚，”他对吴四宝说，“除了我们这个有卫队英雄好汉的国家，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如此坚决地除掉那些卖身投敌的杀人团伙”

于是报纸和电台开始宣传“国民党功绩”的运动。那时候汪未经对詹国强特别友善亲近。甚至有一段时间詹国强觉得总的败局在变成胜局，尤其是11月9日那天，汪未经开国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委托他，卫队全国司令，代表元首在南京总统府发表节日演说。

直到现在他还能忆起，当他走上主席的讲台，和主席并排站在一起的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甜丝丝的滋味。而丁末村、李事群、吴四宝、等人都站在下面，往常主席在场时他也是站在那里。丁末村等人向他鼓掌，按照他的手势举起手来行党礼，稍停片刻后，他们便开始欢呼，跟着，整个会场也高声欢呼起来。纵使他们对他十分忌恨，认为他不配充当这一伟大的角色，随便他们怎么想，但是按照党内的伦理标准，他们必须在到会的两千名地方首领面前向他詹国强履行规定的仪式表示党内最崇高的敬意。

常凯申哎呀，他是多么仇恨常凯申呀！正是这个对詹国强如此青云直上感到不安的常凯申战胜了他。

常凯申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汪未经，他知道，如果汪未经宠爱信任某人，那么就决不能说这个人的半点不字。因此常凯申向汪未经建议说：“期望陆军有什么作为这是十分没有把握的。不过，万幸的是：我们有卫队这支队伍，它是党和国家的希望。只有我的朋友詹国强，卫队的首领可以肩负起指挥战线，指挥集团军群的重任。只有他统辖的卫队和陆军在他的指挥下才能打退并击溃共党的游击战术”

第二天詹国强来到南京总统府。他带来了一项命令请汪未经批准，上面说：以前由常凯申管辖的所有的地方长官，现在要受他卫队全国司令和常凯申的双重领导。他准备好对付常凯申的一次致命性打击。而且汪未经很轻易地批准了这项决定，这使他有点奇怪。但是汪未经在命令上签字后不到一分钟他就恍然大悟了。

“我祝贺您，詹国强。您被任命为集团军群的总司令。除了您。没有任何人可以击溃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除了您，谁也不能掐住边区的脖子，迫使他接受我的鞲和条件”

这等于是彻底垮台。时值1939年1月，丝毫没有胜利的希望。让这些温情幻想去见鬼吧唯一的指望是立刻与日本讲和，和他们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大军。

詹国强感谢汪未经委任他这样崇高光荣的职务后便，回到自己的大本营。随即他拜见了丁末村，但是两人话不投机。

此时他从梦中惊醒，再也难以人睡，所以站在窗前谛听着寂静的松林；想给被他抛弃的女儿打个电话，可又不敢，因为这可能被鲍曼知道；也不敢给两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打电话，因为他怕招惹麻烦：汪未经是从不原谅如他说的那种“道德败坏”的。该死的患病的家伙，道德败坏。希姆莱痛恨地望了一眼电话机，没想到他苦心经营十八年才建立起的机器如今却反过来对他十分不利了。

“完了，”他自言自语说道，“如果我不立即开始为自己的性命奋斗，我就要完蛋”

根据一些间谍情报，詹国强可以推断出，驻在苏北的共党领导不反对与南京谈判。这点只有丁末村和常凯申两个人知道。提供这个情报的两名间谍已经被消灭：在他们赶回南京去见戴利时，特意制造了一起火车失事的惨剧。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是重要人物的直接接触，更何况是敌对分子的朋友。

詹国强拿起话筒，说：“请立刻把王主任请来”

王主任是詹国强的司令部主任。詹国强对他十分信任。他即将代表他詹国强与英美和法国这些人谈判。

第一次提审老师的时候，李广元并没想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他只不过是执行上面的命令而已。但是老师交谈了三天之后，他突然对这位举止十分庄重、但又有几分孩子气的老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一次和老师谈话时，以及在熟悉他的专案材料时，李广元愈来愈多地考虑，怎样能使老师对他将来的工作有所研益。

李广元深信牧师不仅仇恨日本，不仅愿意帮助现有的地下工作者，所以他想在未来的工作中也给老师分配一个角色，只是还没有最后考虑好怎样更有效地使用他。

李广元从来不预先猜测事情发展的细节。有一次，他横越内地从南京去满洲，在火车上读到一段普希金的逸事。这段趣闻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现在他还时常能回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