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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既然宣称筹安会“可视为学人研究，倘不致扰害社会，自无干涉之必要”，“根据言论自由之原则，政.府无从干涉”。那反对筹安会的主张，**当然也同样“无从干涉”。

毕竟是民国初建，那是个这个国家少有的思想活跃时期，无论赞成共和还是反对共和，无论赞成恢复帝制，还是反对恢复帝制，都可以发声，都可以见诸于报端。

在筹安会鼓吹反对共和，复辟帝制时，也有大量的声音和文章对其进行抵制和驳斥。

汪凤瀛有一封《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曾传诵一时。

汪凤瀛，字志澄，号荃台，出生苏州元和汪氏家族，父亲为汪亮钧。

早年曾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师从大儒黄以周。

光绪十一年（1885年）被选为乙酉科拔贡。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哥哥汪凤藻一同出使日本。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国，以知府分发湖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起，出任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总文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起又任洋务文案。他还曾任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提调。此后又担任过常德知府、武昌知府及长沙知府。

他与兄弟汪凤池、汪凤藻、汪凤梁皆为清末知府，时有“一家四知府”之称。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请他出任**高等顾问。民国三年（1914年）任高等文官甄别委员会委员。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

现将汪凤瀛的《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摘录如下：

“读报载，我公发起筹安会，宣言以鉴于欧美共和国之易致扰乱，又念中国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体，断不适用于中国，因发起斯会，期与国中贤达，共筹所以长治久安之策，并进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国，是否适用于今时，是否有利而无害。

宏谋远虑，卓越恒情，令人钦仰不已。然就目前事势论之，断不可于国体再事更张，以动摇国脉，其理至显，敢为执事缕晰陈之：自上年改订新《约法》，采用总统制，已将无限主权，尽奉诸大总统，凡旧《约法》足以掣大总统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条款，悉数刬除，不得稍留抵触之余地；是中国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体之虚名，实际固已极端用开明专制之例矣。

夫谓共和之不宜于中国者，以政体言也，今之新《约法》，总统有广漠无垠之统治权，虽世界各国君主立宪之政体，罕与伦比，谭欧化者岂无矫枉过正之嫌？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

兹贵会讨论之结果，将仍采用新《约法》之开明专制乎？则今大总统已厉行之，天下并无非难，何必君主？如虑总统之权过重，欲更设内阁以对国会，使元首不负责任乎？则有法国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则今之汲汲然主张君主立宪，而以共和为危险者，特一继承问题而已。

顾新《约法》已定总统任期为十年，且得连任，今大总统之得为终身总统，已无疑义，而继任之总统，又用尧荐舜、舜荐禹之成例，由今大总统荐贤自代，自必妙选人才，允孚物望；藏名石室，则倾轧无所施，发表临时，则运动所不及，国会选举，只限此三人，则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绝。

法良意美，举凡共和国元首更迭频繁，选举纷扰之弊，已一扫而空，尚何危险之足云？若犹虑此三数人之易启竞争，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闲之？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

然而公等皆甚爱今大总统者也，君子爱人以德，不闻以姑息；今在总统于受任之初，即以遵约宣誓，且屡次宣言决不使帝制复活，其言至诚剀切，亦既播诸文告，传诸报章，为天下所共见共闻矣。

往者劳乃宣盛倡复辟之说，天下哗然，群起而辟之，以是为谋叛民国之大罪也。今大总统复严申禁令，后再有议及帝制者罪无赦！诚以今大总统为民国元首，爱人民委托，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体，礼也义也。

至贵会宣言，但研究国体之何宜，不讨论主名之何属，盖本意在求继承之际，匕鬯不惊，而不知学说之祸人，有时竟甚于洪水！前清末叶，妄人盛倡种族革命之说，竟至风靡天下。

迨辛亥武昌发难，并无何等成算，何等实力，而天下遽土崩瓦解，则种族之见，革命之说，中于人心者深也。

及民国**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借此作乱者，犹屡仆屡起，蹈死不悔，流毒余焰，至今未息，此说之陷人于死者，不可更仆数矣。

今国基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于民主政体之下，忽倡君主立宪之异议，今大总统又有予决不为皇帝之表示，纲常之旧说已沦。

天泽之正名未定，使斯议渐渍于人心，不独宗社党徒，幸心复炽，将不逞之徒，人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为之见，试问草泽奸究，保无有妄称符命，惑众滋乱者乎？

专阃将帅，保无有沉吟观望，待时而动者乎？召乱速祸，谁为厉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不佞之愚，以为新《约法》创大总统开明专制之特例，治今中国，最为适当。

民国宪法，谓宜一踵前规，无所更易。若公等必谓君主世及，可免非分之凯觎竞争之剧烈，则请取干宝分晋史论及六朝、五代之历史，博观而详究之！忧危之言，不知所择，幸垂谅焉！

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

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堪比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战。

原文也很长，同样摘录如下：

秋霜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豗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谈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己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

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龂龂争朝代，首阳蕨薇，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迩于正鹄也。

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或以此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家恪守之原则，无可逾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善，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

惟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祸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已时！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

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所主张云）。

顾吾窃有惑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

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今兹之大着，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

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余地，然亦仅矣）。

当彼之时，公等皆安在？当彼之时，世界学者比较国体得失之理论，岂无一着述足供参考？当彼之时，美、墨各国岂皆太平宴乐，绝无惨状呈现，以资龟鉴？当彼之时，迂拙愚戆如鄙人者，以羁泊海外之身，忧共和之不适，着论腾书，泪枯血尽（我生平书札不存稿，今无取证，当时要人，谁得吾书者，当自知之。吾当时有诗云：报楚志易得，存吴计恐疏。

又云：兹括安可触，驰恐难复张。又云：让皇居其所，古训聊可式。其余则有数论寄登群报也）。

而识时务之俊杰，方日日以促进共和为事，谓共和为治安之极轨，谓共和为中国历史所固有也。呜呼！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复尝试，废置如弈棋，谓吾姑且自埋焉，而预计所以自搰之也？夫使共和而诚足以亡国也，则须知当公等兴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进共和之日，即为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时，谚有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人生几何，造一次大罪孽，犹以为未足，忍又从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曾几何时？而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恋于共和者，乃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

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

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国体与政体，本截然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

果尔则并世诸立宪国，其国体之纷更，恐将无已矣！

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党持论如此）。

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理论以自完其说也！吾今请先与论者确定立宪之界说，然后徐察其论旨之能否成立。

所谓立宪者，岂非必有监督机关与执行机关相对峙，而政权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谓君主立宪者，岂非以君主无责任为最大原则，以建设责任内阁为必要条件耶？

认定此简单之立宪界说，则更须假定一事实，以为论辩之根据：吾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熏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总统不肯帝制自为，既屡次为坚决之宣言，今不过假定以资辩论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

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

就今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

如曰即戴今大总统为君主也，微论我大总统先自不肯承认也，就今大总统为国家百年大计起见，肯自牺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国民所要求于大总统者，岂希望其作一无责任之君主？夫无责任之君主，欧美人常比诸受豢之肥腯耳，优美崇高之装饰品耳！

以今日中国万急之时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诸如此闲散之地？借曰今大总统不妨为无责任之君主也，而责任内阁能否成立，能否适用，仍是一问题。

非谓大总统不能容责任内阁生存于其下也，现在国中欲求具此才能资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负此责者，吾竟苦未之见。

盖今日凡百艰钜，非我大总统自当其冲，云谁能理？任择一人而使之代大总统负责，微论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今先自不行。

昔之由内阁制而变为总统制，盖适应于时势之要求，而起废之良药也，今后一两年间之时势，岂能有以大异于前，而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幡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是故假定今大总统肯为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亦不能成立也。

然则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不敢言。

夫前清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

今如论者所规画，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以后，万一现今所谓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时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为元首谅矣！

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论者其念诸！

吾言几尽矣，惟更有一二义宜为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张君主国体，其心中之将来君主为谁氏，不能不为公等质言之，若欲求诸今大总统以外耶？则今大总统朝甫息肩，中国国家暮即属纩，以公等之明，岂其见不及此？见及此而犹作此阴谋，宁非有深仇积恨于国家，必绝其命而始快，此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若即欲求诸今大总统耶？今天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年来浮议渐兴，而大总统偶有所闻，辄义形于色，谓无论若何敦迫，终不肯以夺志，此凡百僚从容瞻觐者所常习闻，即鄙人固亦历历在耳；

而冯华甫上将且为余述其所受诰语，谓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谈。

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公等岂其漫无所闻？乃无端而议此非常之举，万一事机洊迫，致我大总统愤践其前言，以翔夫寥廓，不知公等何以善其后也？而其不然者，其必公等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私谓大总统居常所谈说，咸非其本意，不过如孔子所云‘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吾姑一尝试焉，而知其必不吾诃也；

信如是也，则公等将视我大总统为何如人？食言而肥，匹夫贱之！设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人格之罪，又岂擢发可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复次，公等曾否读《约法》？曾否读《暂行刑律》？曾否读《结社集会法》？曾否读《报律》？曾否读一年来大总统关于淆乱国体惩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为国民者应有恪遵宪典法令之义务？

乃公然在辇彀之下，号召徒众，煽动革命（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执法者惮其贵近，莫改谁何，而公等乃益白昼横行，无复忌惮，公等所筹将来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纪纲，则既被公等破坏尽矣！

如曰无纪纲而可以为国也，吾复何言？如其否也，则请公等有以语我来！且吾更有愿为公等进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议，其不愿徒托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张者能实见施行，更申言之，则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国体，一度建设，则基业永固，传诸无穷也。

夫此基业，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传诸无穷？其必自国家机关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

今当开国承家伊始，而首假途于犯法之举动以为资，譬诸欲娶妇者，横挑人家闺闼，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节操可勿沾沾也，则其既为吾妇之后，又有何词以责其不贞者？

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则他日在君主国体之下，又易为不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君主，使其时复有其他之博士提示别种学说，有其他之团体希图别种活动，不知何以待之？

诗曰：“毋教揉升木，如涂涂附。”谋人家国而出于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以不可继者诏示将来，其不祥不亦甚耶！昔干今升作《晋纪总论》，推原司马氏丧乱之由，而叹其创基植本，异于三代。陶渊明之诗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呜呼！吾观今兹之事，而隐忧乃无极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示杨度氏所着《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汉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

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

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勿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是何等睿智之人，能看不出这复辟大剧的总导演是袁世凯吗？其文中给袁世凯戴那么的多高帽，无非是戏耍这个窃国大盗，无非是巧妙地用袁世凯之矛攻袁世凯之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