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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9章 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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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普莱西教授急需中国方面的资料,正等得着急,只不过没有想到,来的人是中国的前教育总长。

按着兰普莱西教授列出的提纲,蔡元培主要负责撰写中国文明史方面的材料,顾孟余主要负责翻译成德文。

离开多事之秋的中国政坛,蔡元培心静了许多,只是,每天都很忙碌。因为除了为兰普莱西教授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提供资料外,他还要完成繁重的功课。

顾孟余,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出生于宛平,15岁时进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求学,专修德语和法国文学。1906年被选拔为译学馆生赴德国留学,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电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早期中国留学人员中,先学理后学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基础都具备的人还是不多见的。而顾孟余具备了这个条件,对其后来的从政和治校及其他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孟余生性活泼,好交友,也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很快在留欧的中国留学生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就包括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蔡元培。那一年,19岁的顾孟余期待改变中国面貌日益强烈,遂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立志把推翻清王朝作为自己人生的首要政治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回到国内。

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特邀其任该部司长,但顾孟余没有接受这一邀请。后如我们所知,他和蔡元培一起返回德国继续其学业。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他和蔡元培一起回国参与。革命失败后,他隐居在上海。德国西门子公司闻讯特聘其为北京分公司工程师,顾孟余遂迁居北京。

顾孟余迁居北京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时已改名为北京大学,受聘担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之后又担任过经济系主任并连任教务长数年。

三年后,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在其“兼容并蓄”治校思想的引导下,诸多有才学的中华学子聚集在此,北京大学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顾孟余作为教务长,成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为贯彻“兼容并蓄”的治校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顾孟余后来留下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也没有多少传世之作。他的专长在教学。他博学多才,精通数国语言,学贯中西,融汇文理,可以说是少见的百科全书式的教授。他采用的教学方法,完全不是国产的“私塾”式,而是契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把国外的先进教学法引进来,加上他广博的知识面和良好的语言表达力,使其所讲课程成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课程之一。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的学习和治学时间只维持了半年多点的时间,不久,宋教仁被刺案发生,蔡元培和顾孟余同时奉招回国。

回到上海后,蔡元培即到爱义路100号访中.山先生和黄兴,现在的蔡元培已经进入国民党的最高决策层。

中.山先生极力主张兴兵讨伐袁世凯,黄兴则鉴于兵力不足,倾向于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蔡元培虽然这段时间远在异国他乡,但通过友人的通信对国家的形势已了若指掌。他是支持黄兴的,只不过比黄兴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些。

如他在6月8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演说中所说:“吾党同志,本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今仍当体察大多数人民之心理,现多数人民不主极端进取……吾党只须以坚忍之决心,持稳健之步调,则多数国民。必表同情,吾党自有战胜之一日。吾同志诸公,处此危疑艰险之日,惟有运静细之心思,蓄坚实之力量,采取舆情,以维持大局,则民国幸甚。”

本书在谈及二次革命的成败时,曾讲到过,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向前迈步。

袁世凯从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一时间,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做为革命党的主要代表的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为公开政党,八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

甚至像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五十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三十五、三十种。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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