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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6章 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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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美妙之一在于其能够集中众人智慧。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就算是天才,其能力和知识也必然是有限的。一个好的领导者绝不是自以为是的人,而是一个善于倾听和集中大家意见和智慧的人。中国有一句老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一个如果总是把自已神化,把自已视为天才,总是说自己有多伟大,其实是最愚蠢的。即使不是阴谋家和野心家,也一定是个政治骗子。

当那些教授们能够参与学校的管理,不仅仅使他们感到他们和他们的意见对学校很重要,不仅如此,虽然,这很重要。但更大的改变是他们会动脑筋想办法,怎么去把学校办好。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学校的事有校长去管,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当教授们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将会汇集成怎样的力量呀!

为了进一步健全“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领导体制,在蔡元培的推动下,1919年,北大又在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的“评议会”之外另设了三个机构:

一是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负责实施评议会的各项决议。行政会议的成员的资格也限定为教授,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担任成员,由校长兼任行政会议议长。行政会议下设8个专门委员会,分管各类行政事务,分别是组织、庶务、审计、图书、聘任、仪器、入学、新生指导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成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批准通过。

二是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科的系主任组成,从中推出教务长一名,任期一年,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这一时期,担任过北大教务长的有马寅初、顾孟余、胡适等人。

三是设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处的首长亦为教授学者。如以蒋梦麟为总务长兼会计部主任,李大钊任图书部主任,陈世璋任仪器部主任,李辛白为出版部主任,沈士远任校舍、斋务、杂务、卫生部主任,郑寿仁任注册、编志、询问、介绍部主任。

蔡元培设计出的这一套“教授治校”“依法治校”的体制,为北大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提供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保障。在这套体制的护航之下,北大在当时以及后来,都不曾因为政治时局动荡,以及校长人选的更迭,而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校园秩序。

曾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说:“先生(指蔡元培)长校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照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之制度。”

蔡元培自己也对在北大建立的这套体制很感欣慰。

1920年10月,他赴欧考察教育,与大家话别时说:“我这次出去,若是于本校不免发生困难,我一定不去。但现在校中组织很严密,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是开诚布公,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了。”

什么时候都不用担心因为换领导人和天下大变,这便是一个好的民主制度的伟大之处。因为这个制度制约着领导者,使他们不能任性妄为,更不能胡作非为。

所谓,每个人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都是至高无上的,因为那是法律和制度赋予你的权力。但是,同样,一个人也只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纵横驰骋,超出其职责围便寸步难行,这就是成熟的民主制度。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对个人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权力必然走向腐败。靠所谓的个人素质,是不可靠的,而且没有监督的权力本身具有很强的腐蚀作用。所谓,在不好的制度下,好人可能变成坏人,在好的制度下,坏人也很难为所欲为。

能够在人前发号施令,这是个人利益的高层次的追求,权力欲对人来说是一般都是很强的一种欲望。而对于手中有权的人,可能最反感的就是对他的限制和监督。有谁不想说了就算,有谁不想一言九鼎。

如果是普通教授提出民主管理学校,有参政议政的愿望,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蔡元培作为校长,作为大权在握的人,主动的进行这样的变革,才更加显得难得可贵。

当年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学生,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这样说:“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

胡适、陶行知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学派创始人约翰?杜威也说过这样一段话:“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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