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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6章 保护进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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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载:“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后被解救送往医院,所幸无大碍。这就是后来被有些新闻记者所渲染的“蔡元培遭绑架”事件。蔡元培事后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他理解学生忧患国难的情绪,但对“学风沦替”也深感忧虑。

可是,从事党政活动的“超然”姿态,并不意味着内心深处全无评判,更不等于对现存秩序的麻木迁就。蔡元培本来即是一个是非心极强的知识分子,置身政治舞台,对于自己周围的“党内同志”也自有一番观察和评判,只不过此种“自由议论”不轻易向外界道及而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国土沦丧,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狂轰滥炸,形势危急。此刻,蔡元培忧心如焚,郁积胸中的不满终于在1932年2月初中央研究院的一次活动中倾泄出来。

他在一次在作时局报告时,先说明他前次留在南京维持危局的苦衷,后来又表示对国民党前途的悲观。他第一个指斥的是宋子文,他说当美国劝阻日军进占锦州时,日军暂按兵不动,那时宋子文便邀拉西曼氏纵酒狂欢,庆祝胜利,谁知不久,日军便进占锦州了。这些地方便表现出宋子文是怎样的幼稚。“宋少不更事,固不足论。最可怪的要算所谓党国的领袖第一,胡展堂那位先生,在和会(即宁粤和谈)以前满口承诺合作,对于既往概不追究,而在和会时,他便首先作梗;在和会以后,他又负气不到南京,自己在广州组织起三个委员会来。

讲到蒋介石,蔡元培言道:“他的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只要看他的政府,一切措施无不出自私心,财政部长辞职时,他可以将一切事务官完全引跑了,他们的薪水非但分文不欠,并且他们临走的时候,还每人发干薪两月,而其他各部人员的薪水都欠几个月,教育(部)竟积欠几百万。蒋临走的时候,还请了三位军人做省政府主席,他的合作精神及和平诚意,已可见一般。”

在报告中,蔡忧心重重,深感“时局艰难,政治尤一无办法”,言下不胜唏嘘。

这一通牢骚和议论,可谓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其中涉及的对日外交内幕、宁粤和谈经过、蒋氏二次下野前的部署等细节,非局内之人难以道及。

蔡元培以党国元老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在一系列事件中,处处与国民党的政治举措唱对台戏,让南京国民党当局一部分主政者极为恼火,遂对蔡元培发出警告以至于恐吓和威胁。

1932年11月,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对蔡元培、杨杏佛营救陈独秀的做法提出书面警告,指其“为清议所不值”“徇于私情,曲加保护,为反动张目”。又于次年2月10日要求解散民权保障同盟,并对蔡元培、宋庆龄提出警告,指责“蔡元培、宋庆龄等擅组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保障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实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

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杨杏佛带着儿子驾车外出,至上海亚尔培路时,设伏的“蓝衣社”几名特务突然从路边冲出,将杨杏佛乱枪杀害。

蔡元培闻讯后即驱车前往现场查看,随后到医院瞻礼杨杏佛遗体,集结同仁商讨善后事宜。同日,他以中研院长的身份致电汪精卫、林森,要求立即“饬属缉凶,以维法纪”。

参加杨杏佛公祭的鲁迅说:“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

杨杏佛的事直接导致了民权保障同盟在无形中解散,但这没有阻挡住蔡元培人权事业的脚步。

1933年10月,著名新闻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因为宣扬民主、抗日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蔡元培连发两电要求解禁。

1934年2月,共产党员、国民党的老同志何香凝之婿李少石被抓,蔡元培参与营救,与张静江等设法将其保释。

同年9月,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蔡元培即致信给汪精卫,促请其下令释放。

1935年2月,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被国民党捕获,蔡元培知道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人的手段,他即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力为辩护,他说像瞿秋白这样的天才在中国不可多得,绝不能杀。

总之,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几年,为保护进步人士,蔡元培不避凶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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