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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0章 胡适和韦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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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韦莲司的交往在1915年上半年左右达到了顶峰,这时候的胡适开始猛烈抨击美国社会对男女青年行为的束缚。

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盖此邦号称自由耳,其社会风尚宗教礼俗,则守旧之习极深,其故家大族尤甚。”

他还拿美国与俄国进行比较,认为俄国青年享有比美国更多的自由。他从俄国小说中读到,俄国的青年男女可以在一起做各种事情,包括从事革命事业,彼此平等相待,不怀任何邪想。

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是美国保守的“老媪”所不能理解的。从胡适1916年初写的一封信看,这里的“老媪”,应该是指的是韦莲司的母亲韦莲司夫人。那是封给韦莲斯夫人的回信。信很长,流露出来的情绪有些愤愤然,这在性格平和的胡适是不寻常的。

从胡适的回信来看,韦莲司夫人的信很可能夹杂着焦虑,口气也许有点伤人。或许她已经意识到女儿和胡适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并为之感到不安。她在批评美国年轻女子做事“不合习俗”时,所指应该是自己的女儿,借机间接表明她不赞成女儿与一个“东方人”之间的友谊。种族的差异很可能是韦莲司夫人认为的“不合习俗”之处。

胡适与韦莲司夫人的关系总体上似乎是很好的,但是至少有时候她对胡适与自己女儿的密切关系感到不安,不愿意让他们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单独在一起。

在对华人抱有强烈偏见的美国社会,这个问题甚至对韦莲司和胡适来说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胡适在回国前重访了伊萨卡,也许就是为了与韦莲司道别。在她那里胡适检读了几年来写给她的信,感慨地说道:“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这话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得不能再明白了。这里只需指出,由于与韦莲司的关系,使胡适向“现代人”的转化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中国留学生都更为彻底和深刻。

此时,胡适与韦莲司的感情已不复热烈。这个变化发生在1916年的某个时刻。韦莲司夫人的信可能是使之冷却的一个原因,但韦莲司自己迈不出最后的一步可能更为关键。她的迟疑早在1915年2月给胡适的信中就表露了。胡适显然接受了韦莲司划定的界限。他在1915年5月末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韦莲司都同意集中精力于学习。这意味着他们将从一度徜徉的浪漫之旅中折返。

胡适约束自己对韦莲司的感情并最终在中国完婚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顺。胡母23岁起守寡,一手把胡适抚养成人。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经常带着爱、敬意和负疚的心情想起母亲。他非常明白,如果毁弃婚约将会给母亲带来巨大打击,因此最终决定顺从。像鲁迅一样,胡适也是“为了母亲”结婚的。

显而易见,反抗一个专制的父亲或一群亲戚,像顾维钧和赵元任分别做的那样,比在感情和道义上违背母亲要容易得多。

在胡适众多的美国朋友之中,交谊维持五十年,并对他的思想有过重大影响的人并不多。韦莲司是这少数人中,最重要的一个。

两人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62年胡适逝世。在胡适去世之后,韦莲司继续与胡夫人江冬秀保持联系,并整理胡适写给她的英文书信,在1965年将信件寄赠胡适纪念馆。

中国传统爱情故事的极致表现和最圆满境界,都体现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这一句话上。“成眷属”成了中国爱情故事在结局上悲喜剧的最后判断。从《孔雀东南飞》,到《西厢记》,到《三言》中的著名短篇故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以至于《红楼梦》无一不是围绕着这个主题。

在这样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男男女女,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爱情观:爱情最后归宿必定是婚姻。否则,便是爱情的悲剧,如梁山泊与祝英台。

韦莲司与胡适的恋爱故事却完全不在中国人的这个老套之中,他们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模式之外,别立了“虽不成眷属,而一往情深”的模式。

从1937年10月26日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得知,胡适是韦莲司毕生惟一想嫁的男人,但她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惟一想嫁的男人,永远成不了她的丈夫。然而,这个事实丝毫无碍于她对胡适终其一生的情谊。

韦莲司终身不嫁,在胡适和韦莲司50年的交往中,我们只见深情,而没有恩义的牵绊。在现有的材料中,我们看不到韦莲司有“误我一生”之类怨叹,尤其是她晚年善待江冬秀,而在整理胡适书信上,更是做到了“死而后已”。

回看韦莲司的一生,其实也只有一个“情”字能在时间的流里,闪烁着悸人的光彩。这光彩所回映的也许只是初凝眸的一刹那,也许是一次午夜的倾谈,一抹共赏的夕阳,山道上的一个黄昏,水边的一个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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