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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7章 倡导易卜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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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对的声音未必一定是坏事,很多的时候是引起关注和扩大影响。进步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经过与反对者的多次较量,文学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胡适在1919年3月3日给女友韦莲司的信中说,文学革命的传播速度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1918年初《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话诗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受其影响,全国已经有十余种杂志开始刊登白话文章。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大力倡导"易卜生主义",对于文学界及思想界的解放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胡适把"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敢于反抗社会,反抗传统,反抗市俗偏见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二是主张人的"内向"解放,树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易卜生主义"的倡导及被知识阶层的广泛接受,标志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的开始。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了胡适的文章《易卜生主义》。

在文章的开头,胡适便喊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1880年,他对一个朋友说: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接着,胡适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第一,先说家庭。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郝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她丈夫喜欢什么,她也该喜欢什么,她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她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会替他思想。她自己不过是她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

“丈夫要妻子守节,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节,正如《群鬼》(ghosts)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师,很教训了他一顿,说他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专在外面偷妇人,甚至淫乱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妻子对丈夫,什么都可以牺牲;丈夫对妻子,是不犯着牺牲什么的……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会的三种大势力。那三种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法律的效能在于除暴去恶,禁民为非。但是法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法律是无有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该得什么罪。坏处也在于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条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样的罪名却有几等几样的居心,有几等几样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几等几样的知识程度。法律只说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节,该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识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

“第二,宗教??易卜生眼里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种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变成毫无生气的仪节信条,只配口头念得烂熟,却不配使人奋发鼓舞了……宗教的本意,是为人而作的,正如耶稣说的,‘礼拜是为人造的,不是人为礼拜造的’。不料后世的宗教处处与人类的天性相反,处处反乎人情。如《群鬼》戏中的牧师,逼着阿尔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荡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极不堪的惨痛。那牧师说,宗教不许人求快乐;求快乐便是受了恶魔的魔力了。他说,宗教不许做妻子的批评他丈夫的行为。他说,宗教教人无论如何总要守妇道,总须尽责任。那牧师口口声声所说是“是”的,阿尔文夫人心中总觉得都是“不是”的。后来阿尔文夫人仔细去研究那牧师的宗教,忽然大悟。原来那些教条都是假的,都是‘机器造的’……

“第三,道德??法律宗教既没有裁制社会的本领,我们且看“道德”可有这种本事。据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又如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易卜生最恨这种人……”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ibsen,1828年—1906年5月23日),挪威戏剧家,欧洲近代戏剧的创始人。他的作品强调个人在生活中的快乐,无视传统社会的陈腐礼仪。其突出贡献是在欧洲现实主义戏剧走向衰落,自然主义和颓废派文学十分泛滥的时代,高举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并创造了以设疑性构思、论辩性对白和追溯性手法为基本艺术特征的“社会问题剧”体裁。其创作实践和社会影响,也足可与莎士比亚、莫里哀等戏剧大师媲美。最著名的有诗剧《培尔金特》(1874~1875),社会悲剧《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海达加布勒》(1890);象征性剧作《野鸭》(1884)、《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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