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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胡适给蔡元培校长写信，报告杜威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讲游历计划和大致到京时间，并请蔡元培商请教育部就聘请杜威一事致电哥伦比亚大学。
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时，胡适正在陪同导师杜威在上海讲学。5月7日，胡适参加了上海响应北京爱国学生的国民大会，会后又跟着队伍游行，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夹袍都湿透了。
5月8日，他便从上海赶回了北京。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进行抗争，由于胡适在教授中威望较高，所以蔡元培不在时，实际上是胡适在北大主持大局。
6月初，北洋政府大肆逮捕学生，北大的部分校舍也成为关押学生的监狱。其中，北大法科一地，成为关押学生的第一监狱。第二天，胡适借得一张执照，得以进入北大法科，探望被关押在那里的学生。
这时，胡适做了三件事。第一，通过交涉，给关押的学生送去了三十多个铺盖，不过关押的学生多达176人，肯定不够用。第二，学生被关押后，长时间没吃饭，胡适探监知晓情况后，立即委托北大的教职员工买了一些面包送进去，以免学生挨饿。第三，忙完这一切后，立刻给报社主笔张东荪写了一封长信，将详细情形报告给了上海的新闻媒体。收到胡适这封长信后，张东荪以《北京学生受辱记-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来函》的标题将此信全文发表在6月8日的《时事新报》上。
6月11日，陈独秀写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并委托胡适将这封传单翻译成了英文。当天下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住宅亦被查抄。
满怀激愤的胡适于当晚即写了《“威权”》一诗：
“一、（威权）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他说：‘你们谁敢不尽力做工?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二、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苦工，头顶上的铁索渐渐地磨断了。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
“三、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如此强烈地抨击专制当局的诗，在胡适的诗文里是少见的。
胡适同时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发动在京的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营救陈独秀。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跟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老乡，胡适希望借乡谊来打动吴，向他递上了对陈独秀的保释书。表示陈独秀不管言论行为是否过当，其本意还是为了爱国，希望警察厅能本着爱护士林的精神，交保释放陈独秀。
为此，他还邀约安徽旧派文人马其昶与姚永概出面营救陈独秀。此二人是陈胡掀起的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但是，当陈独秀被捕之时，两人却签名保释陈独秀。表现了有良知的文人的风范。
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陈独秀终于在1919年9月间被释放出狱。
7月，在营救陈独秀之余，胡适还为傅斯年、罗家伦辩冤白谤。由于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导者在五四学生运动中不够激进，两人逐渐被激进的青年学生所抛弃。就在此时，出现了一种谣言，说傅斯年、罗家伦已经被安福俱乐部所收买。为此，胡适专门致信《申报》记者，澄清了事实，为傅斯年与罗家伦做了人格证人。
时政评论刊物《每周评论》周刊，1918年12月22日创刊于北京，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共出版36期（第三十七期仅有第一版残校样），每期四开四版，第一至第二十五期由陈独秀主编，以后各期由胡适主编，主要撰稿者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高一涵、张申府、王光祈等，由每周评论社出版发行
该刊旨在“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内容侧重时事评述，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先后出版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山东问题，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专号。内容以及时反映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与《新青年》侧重理论的特点互补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
胡适由于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他为《每周评论》撰的稿，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比如诗歌《奔丧到家》，翻译小说《爱情与面包》等。但当陈独秀被捕以后，胡适出面召集了周作人等12人，决定继续出版《每周评论》，并由他自己代行编辑。
在后面的编辑中，胡适也延续了《每周评论》之前的立场，抨击政府对爱国人士的镇压，赞颂陈独秀不惧入狱的革命行为，有效地对北洋政府进行了反击。
综上所述，在五四运动中，胡适虽然不同于热血青年的学生们那么的冲锋陷阵，也不同于陈独秀那么激进，但还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投身到了火热的斗争之中的。
虽然，关于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人们把五四运动做了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
广义的五四运动，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学、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变革。在这方面，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发生，最终将这场广义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纵深与高潮。
狭义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胡适并未亲身参与。至于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则是“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五四新文化运动，指的是从1917年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思想场域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正是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冲锋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应运而生，尔后，这场语言革命进一步演变为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三位思想领导者应该是陈独秀、胡适与蔡元培。
关于这一点，陈独秀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再具体一点说，蔡元培是北大校长，他把北大改造成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陈独秀是《新青年》主编，正是有了这一舆论阵地，新文化运动才会兴起。而胡适则凭借一系列的言论主张，尤其是首倡白话文运动而“暴得大名”。
胡适年仅26岁，陈独秀比他大一轮，是38岁，蔡元培又比陈独秀大一轮，是50岁。三人生肖都属兔。故而，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是一只“老兔子”带领一只“中兔子”和一只“小兔子”掀起的思想文化上的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主要的倡导者和主要的领袖之一。人们都知道陈独秀是主要的领袖之一，用电影戏剧界的话说，一号男主角。但是给新文化运动提供一些基本的新思想新观念，并对这些新思想新观念进行比较准确和清晰的解释，胡适的作用是超过陈独秀的。
胡适的主要贡献是首先是首倡文学革命，如陈独秀所说：“手举义旗的是吾友胡适之先生。这是事实，没有疑问的。”
文学革命的基本方面，手段、方法，途径，也是胡适非常清楚的揭示出来，所以很多“五四”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后来说，现在人们能够提笔作文，能够开口讲话，都是蒙胡适之先生之赐。就因为，他告诉大家，要用白话代替古文，白话怎么使用，这些具体的要求、标准都是胡适提出来的。
胡适是五四时期第一个提出个性主义，他的那篇《易卜生主义》是最具代表性之作。用个性主义解放男女青年，使他们摆脱旧的专制主义、中华伦理的束缚，自由的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胡适对个性主义也作出了清晰准确的界定。
没有个性的解放，就没有国家的解放，民族的解放。
国人一向不讲个人主义，一讲到个人主义就是罪大恶极。专制者更是视个人主义为大敌，因为一旦个性得到张扬，对专制和专制者的崇拜就无法维持了。
胡适讲个性主义，一定程度上是避免个人主义在国人心目中的恶名声，也吹响了个性解放的号角。
对当时的新派知识分子而言，不论是狭义的五四，还是广义的五四，这场运动可谓取得了双重胜利。
狭义的五四运动，追求的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最终的结果是，一方面，被认为是国贼的曹汝霖等人被免职；另一方面，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没在巴黎和会签字。
广义的五四运动，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学、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变革。在这方面，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发生，最终将这场广义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纵深与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