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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5章 历史需要的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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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无论胡适还是李大钊,都力图通过充分和缜密的说理服人,表现出一种宽容与温和的态度。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开头就表示,他的观点“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文末又说:“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如有未当,请赐指教”。而胡适对蓝公武、李大钊二文的反应则是“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由此可见,双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既相互辩驳,又相互肯定,绝无后来政治论战中那种十足的火药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

细读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重要的是他们是在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甚至相互学习和借鉴,何来剑拔弓张。

无论胡适、李大钊、蓝公武,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努力作学问和追求真理之人。现在回过头来,讨论他们在哪些方面谁对谁错,谁更有道理,固然也是有益处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治学的态度,和讨论问题时的心怀若谷,不像有些人那样搞起大批判来就你死我活。

著名党史学家胡绳晚年曾指出:“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这场为时短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并没有剑拔弩张。争论之时,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友谊依旧。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所以,过去把这场争论说成两种敌对思想体系不可调和的大搏斗,无疑是夸大了。”

至于论争的结果,有人认为,这场争论促进了李大钊等人更切实地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深入了解和逐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写道:我们“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因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无疑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一个多月后,李大钊发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就改良北京市民生活问题列出20??条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关系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市政问题,如税收、房租、图书馆、夜校、公园、医院、孤儿院、恤老院、汽车、电车、浴所、食堂、公厕、电灯、电话、市区规划等,均一一列出,力主逐项改良。

文章最后还说:“此外应加改良的事,必然还有许多,今天我只想起这些,其余的还要我们大家去想”??。可见,他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并不完全排斥,而是颇为赞许的。

1922??年1??月创办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的《发刊词》便有感于“近一二年来的言论界,……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毫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因而认为必须反对“不谙实际的传播一种高调的主张”。这份《发刊词》最后还宣布:“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其中明显反映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重视。

1924??年,《中国青年》亦发表文章表示应“少发些抽象的哲理高论,多注重于具体的实际问题”,并指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虽未免有些人觉得不满,然而我们从一种的主义上去切实的研究民众研究现实,总是应该的。”??这也表明,或许,“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而陈独秀在1920??年的几篇文章中就写道:“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因此,“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他还强调:“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象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那些所谓“彻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劳永逸”的想法,都是“懒惰的心理底表现”。这种思想,几乎与胡适如出一辙。

有意思的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动对胡适口诛笔伐的领军之人,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他主持的《湘江评论》马上发文,列举出很多的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对胡适文章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积极响应。

蓝公武和胡适本就是好朋友,李大钊和胡适关系也一直很好。李大钊遇难时胡适不在国内,后来,胡适曾尽力照顾过李的遗孀和子女。而发生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时,胡适还在不遗余力的为陈独秀的释放而奔走,更没有什么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之事。

历史需要的是真相,对历史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随意编撰,是最为令人不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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