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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9章 文凭造假和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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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相关的文章中写道:“韩校长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近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很高,但几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这里风景的特色。……阳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气。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很浓绝的鲜花;我们久居北方的人,到这里真有‘赶上春了’的快乐。”

胡适擅长演说,也喜欢演说,朋友们常笑他的演说是“卖膏药”。这次在香.港,因心情快慰,“膏药”卖得便更起劲。一共只住五天,便讲演了五次。三次用英文,两次用国语。演讲的内容,也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教育,谈新文化,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尊孔读经。他列举了五大理由,劝告香.港的教育家“一致的改用国语课本”。他也很关切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问题。

胡适这次到香.港,还准备去广州。南下之前,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他也曾函请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先生代作“广州总调度”,代为排定日程。除中山和岭南各两次讲演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计划四天中差不多要讲演十次。中大校长邹鲁还专门出了布告,全校停课两天,以便学生去听胡氏的演讲。青年会出卖听讲券,一个下午便卖出了两千多张。

不料,胡适竟因在香.港的一次讲演惹来麻烦,使他的南游发生了一场波折。

1月6日,胡适在华侨教育会向200多位华文学校的教员作了《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的演讲,其大意是“劝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财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时希望他们接受中国大陆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后倒退”。胡适在演讲后半段提到广东当局反对白话文,提倡中小学读经的政策,胡适对此进行了比较客气的批评。

读经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政策,并且曾经西南政务会议正式通令西南各省。因此,胡适的讲话记录在广州报纸上登出以后,便引来麻烦,可胡适自己还蒙在鼓里。

1月9日早晨,他高高兴兴由香.港来到广州,住进新亚酒店。一看广州报纸,他才知道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已经有人提起他在香港演说反对广东的读经政策。很快,又接到吴康送来的信,说“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这一天,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又发布告,停止胡适在该校的演讲,学校照常上课。

党部不满,演讲取消,还要胡适“快车离省”。但胡适第一次来广州便吃了闭门羹,又遭逐客令,实在是心有不甘。他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偏要去拜会这位“南天王”陈济棠总司令。一见面,陈济棠便很不客气地对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

陈济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

胡适当面即很客气地批驳了陈济棠的主张,说:“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陈济棠字伯南)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南天王”听了很不高兴,严厉地睁着两眼,大骂“你们都是忘本”!又骂教育“都是亡国教育”。胡适又平心静气地说了他的意见。陈济棠虽然生气,却不好发作,谈话自然不欢而散。

胡适在广州不能“卖膏药”了,便索性玩玩。游览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塔和纪念堂等。

广州的名胜差不多都游遍了,正准备北返,恰好收到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的“专电欢迎”,胡适便乘飞机离开广州,到广西游览讲学去了。

胡适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员李沧萍、钟应梅等三教授,联名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他们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可谓来势凶凶、杀气腾腾。但电文中列名的李沧萍教授,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曾发表谈话否认列名的事。可见是别人冒名拉来,以壮复古派的阵势。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适奚落了一番,并记在《南游杂忆》里,成了复古派的一桩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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