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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6章 商山四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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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到1960年,筹组新党的活动进入了最后阶段。8月13日,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然而,当新党积极准备组成的时候,9月4日,雷震便被捕了,同案被捕的还有组建新党的三个骨干分子:《自由中国》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自由中国》会计刘子英、马之。经军事法庭审判,雷震以“为匪宣传”与“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判刑14年,刘12年,马5年,傅正被判感化3年。

由于雷震案,不但《自由中国》很快停刊,雷震欲组建的新党也胎死腹中。

为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雷震付出的代价是:锒铛入狱,坐了十多年牢。雷震案对胡适的打击是沉重的,总觉得“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明知雷震是受自己的连累,明知雷震案是杀鸡给自己这个猴看,胡适却有苦而说不出来。想到雷震案就陷于深深地内疚而寝食难安,这已经让这个多病的人难以承受了,还要承受来自同仁的责备。很多同情雷震的人,都寄希望于胡适,或许他们过高估计胡适大能量了。不管胡适的名气有多大,在权力面前也只是“手无缚鸡之力”。

上一章谈到,1959至1960年间,胡适曾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

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年事渐高,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而蒋的长子经国颇有才干,在国民党政界也颇有影响,于是便有推经国继任总统候选人,取而代之的舆论。

1959年1月中旬,胡适与陈诚、王世杰、蒋梦麟等一道,去台中台南旅行游览了六天,便有人说他们是“商山四皓”。

商山四皓,是秦朝末年四位博学之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他们是秦始皇时七十名博士官中的四位,因不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暴行而隐居于商山。

刘邦登基后,久闻四皓的大名,曾多次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

刘邦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赵王。后来,刘邦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刘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

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派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去请开国重臣张良出面。

张良很为难,言道:“当初皇上是由于数次处于危急之中,才有幸采用了我的计策。如今天下安定,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更何况现在是皇上出于偏爱想要更换太子,这是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种事情,就是有一百个张良出面,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吕释之恳求张良务必出个主意。

张良不得已,只好说:“这种事情,光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恐怕难以奏效。我看不如这样吧!我知道有四个人,是皇上一直想要罗致而又未能如愿的。这四个高人年事已高,然而皇上非常敬重他们。如果请太子写一封言辞谦恭的书信,多带珠宝玉帛,配备舒适的车辆,派上能言善辩之人去诚恳聘请他们,他们应该会来。然后以贵宾之礼相待,让他们经常随太子上朝,使皇上看到他们,这对太子是很有帮助的。”

于是吕氏兄妹和太子当真把这四个后人称之为“商山四皓”的老人请来了。

在一次宴会中,太子侍奉在侧,四个老人跟随在后。刘邦突然见那四个陌生的老人,都已八十开外,胡须雪白,非常惊讶,问起他们的来历,四人道出自己的姓名。

刘邦听了大吃一惊:“多年来我一再寻访诸位高人,你们都避而不见,现在为何自己来追随我的儿子呢?”

四个老人回答:“陛下一向轻慢高士,臣等不愿自取其辱。如今听说太子仁厚孝顺,恭敬爱士,天下之人无不伸长脖子仰望着,期待为太子效死,所以臣等自愿前来。”

刘邦说:“那就有劳诸位今后辅佐太子了。”于是便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

说胡适等人是商山四皓,也就是说他们是蒋经国的羽翼,是要辅佐所谓“太子”上位。这所谓“商山四皓”的话,后来在台湾引起了几个月的政治风潮。

胡适也确实不赞成蒋介石连任,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主要是希望蒋“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这同样的意见,胡适多次向黄季陆、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又多次对记者发表“反对修宪”,“反对三度连任”的话,都在报上刊载出来。

但是,想蒋介石这样的权力欲极强之人,怎么能退位呢!胡适的反对,简直是挖他的祖坟,这也使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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