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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真正的内情后，李处长气得只想杀人。

妈的，这帮蛀虫不干正事，天天就琢磨着怎么挖社会主义墙角，真恨不得枪毙了他们。

可问题是这是当下大环境所滋生出的特殊情况，而且具有普遍性。

别说他了，其实就连市长都管不了。

别的不说，两天前，市政府还召开了一次利用外资工作会议呢。

市领导在这次会议中重点强调两点，下达的工作指示是：

一是京城的招商引资政策有所转变，要尽快改善投资环境，给外商更多的优惠。

二是吸收外资投向转变，从以非生产型企业为主转向以生产型、创汇型企业为主。

这等于是说，吸引外商投资的工作在市政府的工作序列中排位又靠前了，而且已经成了考量各级相关单位政绩的重要标准。

由此可见市政府对于外资，是有多么的渴望。

那真是恨不得将手里的东西“双手奉上”，以换取资金、经验、技术、市场……政绩。

这是一种无奈，也是过度落后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操之过急，求之太切的情况下，吃亏是必然的。

可话又说回来了，不吃亏，不给别人便宜占，凭什么让外国人来投资呢？

相对而言，其实全国大部分落后地区连这种“吃亏”的机会都没有才是真正的痛苦。

同样的道理，在这样的前提下。

尽管吸引外资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混乱情况，甚至蝇营狗苟的猫腻，导致国家税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但为了经济发展的大局，为了尽快摆脱贫困，找到致富方向。

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出台之前，各地政府也不能因噎废食。

甚至出于投鼠忌器，不敢过分去计较、去干涉。

只能暂时容忍这些小跳蚤们蹦跶蹦跶，不得不等到日后再拉清单，算总账。

总而言之，这种事可气归气，但目前谁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完全禁止。

否则国家也不会在今年反复犹豫，屡次对外宣称要取消外汇券，但又迟迟不敢执行了。

毕竟体制方面的问题太多，一下子之间全面解决是不可能。

老话说得好吗，清水池塘不养鱼，要做事就得抓大放小，先解决主要矛盾才是正理。

于是在私下里发过了脾气，等到李处长冷静下来。

他也发现自己对这几家企业完全没辙，不能不先忍一时之气了。

目前当务之急，其实倒是应该先安抚住宁卫民，别让这个金主跑了，再想办法促成此事。

就这样，李处长为平复宁卫民的不满，他不但主动替几家企业背上这口锅，而且还替几个企业说上了好话。

很是抱歉的对宁卫民说，事情弄成这样，全怪自己对基层情况不了解，没摸清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这些企业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确实应该批评。

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有几分情有可缘。

因为这全是过去企业被绑住手脚太狠了导致的。

多年来，轻工局的这些企业利润一直全面上缴，连个小金库都没有。

现在尽管对企业放开了手脚，可企业也穷得狠了，都怕了，自然无力抗拒这种赚快钱的诱惑。

所以啊，李处长让宁卫民先不要急，要求给他几天时间，去做做这些企业的思想工作。

李处长认为只要能真正了解到拉杆旅行箱这种产品的先进性，能看到这种产品广阔的市场前景，这些企业肯定是愿意合作的，一定会替宁卫民制作拉杆旅行箱的。

其实啊，李处长对宁卫民的解释纯属多余。

在这种事上，宁卫民远比李处长更看得更明白，理解得更透彻。

如果说没弄明白这些企业想法之前，他还抱有一定的幻想。

甚至想过是不是企业看自己一个人来的，所以对自己的公司实力不信任？

是不是自己开价有点低了，能不能再加点代工费？

但当他真正了解了其中的内情，他就对和这几家企业合作再没有任何兴趣了。

因为他完全对这些企业的领导班子失望了，根本无法对这样的企业产生信任感。

这个年代华夏内地，确实还没有“企业文化”这个词。

但共和国的企业也讲究艰苦奋斗，也很在意历史传承和荣誉感。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有了这样心术不正的厂领导，这样的企业哪怕过去拥有再多的荣誉，今后也好不到哪儿去。

更何况，宁卫民定制的拉杆旅行箱是要在日本销售的，生产质量方面是必须要保证的。

要实现质量的达标，虽然需要先进的设备和工人的技术，但更不可或缺的，是生产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责任心和道德操守。

而为了钱，惦记挖自己国家墙角，想和外国人狼狈为奸的企业，还会有责任感吗？

又何谈道德操守？

说白了，宁卫民在明知道这些企业的花花肠子之后，再给他们订单，他都有罪恶感。

担心自己一不留神，会扶植起来几个汉奸企业。

是的，虽然宁卫民自己也找过地下钱庄，托阿霞把国内的资金“带”到日本去。

从性质上来说，他和这些吃配额的人，在钻国家空子上没什么区别，好像是五十步笑百步。

但关键是，他在外面赚了钱还会回馈给家乡。

其目的是拐带更多的外汇回来，让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

可这些人呢？

宁卫民不相信这些企业得到壮大之后，就会改变观念，会用赚到的财富对国家和社会做出什么有益的贡献。

更何况话说回来了，上赶着也不是买卖啊。

人家既然拿冷屁股对他，他为什么还要拿热脸贴上去？

没错，他的确不是外商。

但以他如今的能量，在人生地不熟的日本东京都是人人敬仰，让小鬼子们上赶着巴结。

没道理回到自己家乡他反而得拿着这么一笔大订单，跪着求别人赚他的钱。

那样的话，他不是犯贱吗？

这帮国企大爷啊，既然不懂得世道已经变了，还没经过市场经济的捶打。

那就等着迎接不久来临的暴风雨吧！

于是宁卫民直言不讳地拒绝了李处长的提议，而是提出其他的建议。

“老话说得好啊，强扭的瓜不甜，这几家企业虽然条件不错，规模不小，但门槛也高。既然人家有自己的打算，我就不好往上硬凑了。不过李处啊，我绝对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也是打小长在红旗下，从京城走出去的，当然知道咱们局里和企业间是怎么回事。我能理解你夹在中间的难处。而且你放心，我并没有就此终止合作的意思，我是想问问，还有没有备选的厂家。局里有没有那种质量过硬，但是产品不吃香，导致效益不太好的企业？你也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啊。做买卖嘛，其实和谈恋爱结婚，也没什么不同。既得两厢情愿，也得门当户对，才能长远……”

宁卫民这话一说，李处长就知道他是真生气了。

别看表面上还是笑呵呵的，但心里是真有芥蒂。

不过宁卫民还有合作的意思，这倒是件好事。

李处长再一想，自己还不至于都被几家企业给摆了一道，还非要帮他们数钱。

他是处长，可不是“贱长”。

那换就换呗，其实真换成其他企业也没什么打紧的，反正都是轻工局的下属。

于是他也不再硬充什么老好人，试图再挽回什么，硬替那几家企业说话了。

只是毕竟他一直亲自在抓这个合作项目，摸底的时候对局里所有适合这个项目的下属企业的情况基本了解过。

在李处长的印象里，这三家企业就是最合适的。对比他们，其他厂子可就要小上许多了。

为此，难免有所顾虑，不能不把丑化说在前头。

“有倒是有，可其他的厂子是无论设备还是条件，那和这几家厂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呀。不瞒你说，那几家都是小厂，而且从没生产过外贸订单。产品都是内销货，现在效益都不好。我就怕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达不到你需要的标准……”

然而没想到，宁卫民一听这话，非但没有打退堂鼓，反倒劝起他来了。

“哎呀，没关系的呀，咱们去看看再说嘛。李处，你无需过虑。我这种拉杆旅行箱，先进性其实只是在于结构，工艺和材料上其实没有什么太难搞的地方。我觉得只要厂领导有责任心，想把厂子搞好，新阶段厂子小点，设备差点，其实没什么。即便开始产能不够，但有钱赚的话，难道还不能扩大吗？我希望的是能够长期合作。何况对于你来说，要是能把一个小厂给拉起来，我相信，促成此事的功劳也比给大厂锦上添花强得多吧？”

嘿，宁卫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于公于私，李处长都得尽心竭力啊。

可是还别说，这一次再去几家厂子实地考察，宁卫民倒是没有失望，甚至还有惊喜。

因为同样归属于轻工局下属的皮毛皮革工业公司，有这么一家专门生产书包的京城皮具三厂，让宁卫民眼前一亮。

至于让宁卫民倍感兴趣的，既不是这家厂子的设备有多么的好，也不是这家厂子的员工素质有多么高。

而是这家厂子有个非常有个性的厂长，犹如奇迹一般，受到所有工人的拥护。

说实话，这家应该算是轻工局孙子辈企业的小厂，基础条件是宁卫民跟着李处长所见过所有厂子里最差的一家了。

论人头儿，才不过一百二十几人。

厂房和设备也是老掉牙的东西。

一到夏天多雨时节，往往职工们还得为厂房漏雨发愁，有的车间甚至得穿着雨衣干活。

尤其因为产品单一，这厂子制作的都是军用挎包和人造革的手提包。

产品卖不出去，造成积压，连年亏损。

去年的时候更是到了差点发不出工资，让工人揭不开锅的地步。

真要论经营困境，连刚刚破产沈阳的爆破器材厂都比他们强。

人家起码负债只到资产的三分之二啊。

而这个只有两种老掉牙产品的京城皮具三厂呢，其实早就资不抵债了。

也就因为上级单位皮革皮毛公司是个阔衙门，这厂子又占了人少的便宜，才勉强苟活着。

不用说，这个厂子就是皮革皮毛公司的一个大大的包袱。

所以为解决这个厂子的问题，自打有政策起，皮革皮毛公司就屡次对厂里进行过改革。

但可惜成效寥寥，无论财务管理上，还是新产品开发，统统失败。

去年的时候，皮革皮毛公司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想把厂子先关闭一段时间，让厂里的工人先拿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回家等安排。

结果就因为这个决定，惹出了一位敢于当众闹天宫的孙大圣。

这个敢于当众反对皮革皮毛总公司决策的人，名叫程志。

他是个二十八岁返城知青，1982年才从房山回城，接替母亲的岗位，来到这厂子的。

照他的话说，厂里的工人全是穷老百姓，本身没奖金就够苦的了。

要是工资再减少，大家就没法活了。

就这一番话，登时获得了所有工人的集体拥护。

可皮革皮毛公司的人就急眼了，认为这小子是在故意捣乱。

厂领导们也不敢任由程志胡闹，怕得罪皮革皮毛公司的上级领导，就打算现场实施镇压。

没想到，到了这个份儿上，敢于说实话的程志也早豁出去了。

当场就公然叫板，骂厂领导班子无能，就会拍领导马屁，胡吃海塞，累得大伙儿过苦日子。

骂总公司使人不明，让几个蠢货把厂子“保持朝政”，宣称要是他当厂长，厂子绝对不会这样。

结果还没想到，厂领导虽然被他骂得灰头土脸，颜面扫地。

但皮革皮毛公司的人却认真了，现场就问他有什么本事说这样的话？

程志也不怵，说那你别管，反正只要你让我当厂长。

我不用你们公司再给钱，就有信心让厂子扭亏为盈，而且完成每年五万元利润的任务。

就这样，几天后，皮革皮毛公司还真把程志叫到公司，让他签字画押当厂长。

大概也是想死马权当活马医了。

可更让皮革皮毛公司那些人没想到的是，程志虽然没打退堂鼓，但提了一个在这个年代，简直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过分要求。

那就是厂里的工人他愿意管，但让原来的八个干部全都走人，这些人由皮革皮毛公司安置。

随后的事儿，更是让人没想到，皮革皮毛公司经过开会讨论，居然同意了。

不管皮具三厂的八个干部多么义愤填膺，怎么反对，还是把他们全调走了。

而这个程志也就成了皮具三厂的山大王。

不过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他接过厂里的大权后，发动全场职工，通过各种路数把库存积压品以极低价格卖出去一部分，回笼了资金，然后按照广东那边的样子，去做时髦的双肩背包。

就这样，没用半年，皮具三厂真的开始有利润了，也让皮毛皮革公司刮目相看。

但是，因为程志的做法属于大逆不道之举，他这个功劳是没法奖励的，皮毛皮革公司甚至不能认可，以免激起其他下属企业领导层的不满。

宁卫民见到这个厂长的时候，皮具三厂几乎和野生状态差不多了，完全被皮毛皮革公司给遗忘了似的，彻底孤立于公司系统之外。

彼此隶属关系基本流于形式，程志只要按时上缴利润，连公司开会都不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