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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乾清宫中的自鸣钟被太监成功掐掉声音的时候，范礼安的条陈递上来了。

朱翊钧一边端着一只天青色宣窑暗龙杯，一边对着那条陈上那一手标准的馆阁体暗皱眉头。

馆阁体，又称“台阁体”，由明初书法家沈度而兴，被明成祖朱棣钦定为明朝官场以及科举考场的通用字体，以拘谨刻板，法度谨严，大小一致，黑大光圆为主要特征。

范礼安一个意大利人，能为传教将馆阁体练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说是比耶稣的那十二使徒还要虔诚了。

但在朱翊钧眼里，范礼安的入乡随俗未免做得有些过头。

朱翊钧原以为他会用西方的墨水硬笔，没想到他也跟着中国人用气了毛笔，偏偏用得还不赖。

但是朱翊钧却相当眼馋范礼安和日本使团从欧洲带来的古腾堡活字印刷机，历史上范礼安用这架印刷机在澳门印了好几部书，可以说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最早的西文书籍。

当然大明不是没有印刷机。

朱翊钧也知道历史上的活字印刷术最早是北宋的平民毕昇所发明的，古腾堡的发明要比毕昇晚上三四百年。

但是万历时期的中国，从朝廷到坊间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而欧洲已经用上了活字印刷。

其实这个问题和大明火器因为没有车床而造不出统一口径的铳管和膛线，导致晚明的热兵器部队必须要冷兵器部队配合，以致于明末军队不敢出城与蒙古女真的骑兵野战的道理是一样的。

活字印刷的主要难点其实在于活字和墨水。

中国古代的木活字在使用多次后，字模便会因为吸收烟墨中的水分而胀大模糊，造成字迹不清。

而无论是铜活字、铅活字都存在吸墨不足的问题，印出的字很容易缺笔少画。

于是德国人古腾堡便发明了铅合金活字，他利用铅、锑、锡等金属，按照一定比例，熔成合金，制成字模。

由于合金字模的着墨性能好，熔点低，易铸造，凝固时收缩小，所以铸成的活字字面饱满清晰。

另外，中国古代使用的墨水是由炭黑和水混合而成，适合木版，但由于水的表面张力太大，因此在金属表面的附着性差，不适合与铅活字搭配使用。

而古腾堡发明了油性墨水，他利用亚麻油、松节油和炭黑混到一起，因为亚麻油和松节油作为溶剂的表面张力小，这才一举解决了活字印刷中水墨附着性差的问题

朱翊钧想到这里就叹气，中国人是多么得聪明，多么得富有创造力，可为甚么每次将这些先进科技应用到实际中时，却总是被外国人抢先一步呢？

“张诚。”

朱翊钧开口唤道，

“你遣人去问候范礼安一声，就说他的中国字写得很好，朕很喜欢，不知欧罗巴诸国是否也用毛笔行文？”

“倘或不是，便问他欧罗巴人用何种工具？可否拿来与朕一观？”

张诚应了下来，他虽然不知道为甚么皇帝对这个外国人这么感兴趣，但也不敢败了朱翊钧的兴致，

“是，奴婢一会儿就遣人去问。”

朱翊钧看了两眼范礼安的条陈，又道，

“对了，不知他从欧罗巴可带来了甚么书，倘或可以，是否能请他翻印一份，然后让礼部交付四夷馆翻译。”

朱翊钧之前恢复四夷馆旧制，除了培养翻译人才，还有另一层考虑，就是他不愿传教士和晚明的士大夫走得太近。

历史上由于太监马堂的敲诈勒索，导致利玛窦后来跟东林党人极其亲厚。

诚然，东林党人大多出自于江南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思想相对比较开明，学习外文的能力也比较强，他们中不少人曾对利玛窦鼎力相助。

譬如曹于汴曾帮助利玛窦摆脱礼部的软禁，在宣武门附近租房暂住。

冯琦任礼部尚书后则正式批准他们在北京居住，并命令有关官员将钦定的赏赐发给他们。

冯应京出资出版利玛窦的中文著作并为之撰序，后来的内阁独相叶向高还特意为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请赐中国墓地。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一类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虽然不参加党争，但也和东林党人关系密切。

甚至后世还有西方学者认为，利玛窦也曾经主持过东林书院的讲座，并且东林书院中的所有学员都对天主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朱翊钧作为皇帝，实在不能不警惕这种现象的发生。

虽然历史上的东林党的确为晚明的西学传播出了不少力，但是鉴于原来的万历皇帝没有想过要发展海贸，所以朝廷上下，包括魏忠贤一等阉党在内，谁都不大在意东林党和外国传教士结交。

可现在历史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作为一个想开拓海外殖民地的穿越者，朱翊钧虽然能给东林党部分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但若是事关海上贸易和西方战事，朱翊钧还是想把信息垄断权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

朱翊钧的想法是自己先在四夷馆中培养一批翻译人员，若是实在翻得没有原来历史上得好，再交给到万历三十二年才考中进士的徐光启去校对改正。

毕竟东林党里面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东南海商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朱翊钧可不想因为翻译而给东南海商钻了空子。

“翻译好了便呈上来给朕瞧瞧。”

朱翊钧想了一想，还是补充了那么一句，把翻译工作变成了一个能在皇帝跟前露脸的机会，

“要是译得好，朕一定重重有赏。”

张诚笑道，

“是，为皇爷办事，四夷馆的人哪儿敢不尽心尽力啊？”

朱翊钧放下条陈，捧着宣窑暗龙杯呷了口茶。

拉丁文可不好学。

德国诗人海涅就曾经感叹，“要是罗马人得先学好拉丁文，他们大概没剩多少时间征服世界”。

虽然东林党有种种不是，但晚明士大夫的语言学习能力在世界上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好了，洋人的事儿你先着人去盯着，有甚么问题及时回禀朕即可。”

朱翊钧放下茶盏，

“前朝可有甚么要紧事么？”

张诚回道，

“确有一样要紧。”

张诚露出一点儿无奈的神情道，

“黄河泛滥，直隶巡按御史乔璧星奏河道冲决为患，请皇爷率旧典，复设专官以一事权。”

朱翊钧“嗯”了一声，明朝的黄河和清朝一样，都是年年治来年年滥，不算甚么新闻，

“这治河的专官可有人选？”

张诚顿了一顿，道，

“工科给事中梅国楼，荐原任刑部尚书潘季驯堪总河之用。”

潘季驯早在万历十二年就因为李植攻讦他党庇张居正而被革职为民。

历史上他也的确是在万历十六年被万历皇帝重新启用。

除了潘季驯被革职后朝中不断有人为他申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潘季驯的确很会治水，属于技术官僚，轻易不可替代。

尤其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于北京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黄河的主流都极不稳定，常与大运河交叉再夺淮河水道入海，能够保漕保河的治河能臣就显得格外不可或缺。

“准了。”

朱翊钧明白治理黄河的重要性，

“拟旨，起复潘季驯为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河道，兼理军务。”

张诚见皇帝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起复潘季驯的请求，并没有再提“张党”云云，心中不禁便有一点儿吃惊，

“皇爷圣明。”

朱翊钧现在已经当了快九个多月的皇帝，早就学会了如何看底下人的眼色。

——这一点朱翊钧也是当了皇帝才发现，上位者和底下人总是无时不刻地在看对方眼色。

张诚和紫禁城内的所有宫人都有这一项技能，他们平日不需要等待皇帝开口，只要根据朱翊钧的眉毛、眼梢、嘴唇或胡子的任何轻微动作，就能知道皇帝究竟想干甚么。

在这项技能上，朱翊钧显然修炼得不如张诚那般如火纯青。

他虽然只是刚刚入了门，但已经比刚穿越来时会读人心思多了，

“科道官在为潘季驯申辩时，不是总说他‘罪轻责重’吗？”

朱翊钧淡笑道，

“尤其是那个蔡系周，都被人贴了大字报了，还不忘为潘季驯申辩道，‘皇上欲雪枉，而刑部尚书之枉，先不得雪’，朕可都一一记着呢。”

大字报是进入万历年间以后，大明官场忽然出现的一种奇特现象。

朝中有些官员或党派为了打击政敌，在斗争激烈的情况下，有时会采取匿名在京中贴大字报的方式来攻讦他人。

这些大字报通常会揭示一些私密的事情，往往会掀起大波，达到普通奏章无法达成的效果。

蔡系周被贴大字报的情形是这样的。

万历十二年时，“倒张”运动进入了高峰，一些人仍旧拿着张居正在世时候的事情互相攻击。

在万历皇帝决定对张居正抄家的时候，刑部尚书潘季驯因为替张居正说话被御史李植弹劾而罢官。

当时的御史蔡系周、孙愈贤因为跟李植有间隙，借着潘季驯有冤开始弹劾李植。

于是李植的同党江东之、羊可立立刻参加进来，并将蔡系周、孙愈贤两人划成“张党”予以攻击。

这本来是一场科道官阵营的内斗，但李植、江东之和羊可立三人偏偏将张居正牵扯进来作为打倒政敌的砝码。

很快京城便流传起一张大字报，说蔡系周、孙愈贤弹劾李植，是当时已经是内阁大学士的许国指使的。

于是斗争的方向立刻发生了变化。

因为许国当年是在“张居正夺情案”里面支持过因上疏谏言而被廷杖的吴中行和赵用贤的，所以此案跟张居正就失去了关联。

因此那张大字报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它要么是有人故意将此案跟许国联系起来，要么就是李植、江东之和羊可立弹劾蔡系周、孙愈贤的最终目标是冲着许国来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因为随后李植、江东之和羊可立又开始弹劾申时行，他们想将首辅申时行、次辅许国拱走，让他们的老师三辅王锡爵担任首辅。

当时万历皇帝为了营建自己的寿宫，派遣礼部尚书徐学谟选择大峪山吉壤。

万历十三年时，万历皇帝又派申时行前往大峪山视察。

不料，李植、江东之、羊可立借题发挥，上疏说大峪山并非吉壤，由于申时行与徐学谟关系密切，所以才随便同意徐学谟的选择。

并且企图借口寿宫选址不妥，迫使申时行辞职，除了王锡爵外，还向皇帝引荐了当时的刑部侍郎张岳和太常寺卿何源入阁。

王锡爵因此便向皇帝写了一封《因事抗言求去疏》，说他是因为被小人利用而引咎自责，以为应当辞官而明志。

由于王锡爵并不因为李植等人是自己的门生，而与之相呼应，也不因为与张居正有宿怨而大肆挞伐，取申时行而代之，反而大义凛然谴责那批品德不良的“建言之臣”。

万历皇帝看了王锡爵的奏疏，不但留任申时行为首辅，还严厉斥责了李植三人。

皇帝这一表态，朝中与申时行交好的科道官也纷纷纠弹李植三人，最终使得万历皇帝将李植、江东之、羊可立连降三级，而且还从京师贬往外地。

至此之后，朝中靠将政敌划为“张党”而攻讦毁谤的风气渐渐弱了下去。

在与言官的这场较量中，申时行终于略胜一筹。

因此朱翊钧在此时提起蔡系周被贴大字报，言下之意就是支持申时行，反对言官以划分“张党”而攻击能臣的手段，

“漕运关系重大，不是哪个党能用哪个党不能用的问题。”

朱翊钧慢慢道，

“倘或海运能顺畅通行，取代漕运，朕也就不寄希望于潘季驯了。”

张诚点点头，十分理解地回道，

“皇爷说得是，自蒙元以来，便不时有以海运取代漕运一说。”

“可若海运可行，韩山童、刘福通当年又怎能编造得出‘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呢？”

不想朱翊钧见张诚如此通情达意，反倒一愣，

“难道海运不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