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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走进翊坤宫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崔文升。
这固然是因为万历十六年的崔文升实在不怎么起眼，和他三十二年后荣升司礼监秉笔时完全是判若两人。
更是因为郑国泰实在太过引人注目。
朱翊钧一见郑国泰就条件反射性地想，这不是现代影视剧里靠妆容和滤镜才能装点出来的古装美男吗？
郑国泰要生在现代，还费心巴力地当甚么“国舅”，直接当明星去演戏一定比作皇亲贵戚还要名利双收。
三人互相见了礼后，朱翊钧在太监的搀扶下慢慢坐了下来，
“原来是想教人把三哥儿抱过来给他舅舅瞧瞧的。”
朱翊钧先看看郑贵妃，转而朝着郑国泰微笑道，
“只是临出来的时候，紫柏真可说三哥儿有慧根，慈圣老娘娘便留三哥儿下来听经，恐怕今日是不得空见他舅舅了。”
紫柏真可就是为李太后雕《大藏经》的紫柏大师，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
他原名姓沈，讳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以与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密切交往，以及与万历朝士大夫的广泛交游而闻名后世。
朱翊钧在此时刻意提起紫柏大师其人，倒并非是因为李太后利用佛教来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的缘故。
令朱翊钧更警惕的，是历史上的紫柏真可与万历二十六年和万历三十一年的两次“妖书案”有牵连。
而且朱常洛的东宫侍读和侍讲官，多有崇佛之士大夫，譬如冯梦祯为东南居士文人之典型，就是紫柏大师最亲近的士大夫弟子之一。
还有曾为朱常洛讲官的天下“三大贤”之一的郭正域，曾经替朱常洛怒斥过在寒冬里故意不给太子生火的太监，他的门客沈令誉，也是紫柏真可的学生之一。
正因紫柏真可与皇宫和士大夫渊源甚深，因此第二次“妖书案”，沈一贯大兴楚狱，欲置次辅沈鲤、礼部侍郎郭正域于死地时，紫柏大师就顺势被牵连下狱，最终瘐死东厂。
尤其据说当时太子朱常洛还曾亲自派遣宦官至内阁对沈***，“先生每容得我，将就容郭侍郎罢”。
所以在朱翊钧看来，紫柏真可和李太后以及太子一党的关系是很明确的。
李太后不像外朝士大夫两面三刀，她一直就是支持立朱常洛为储的。
因此朱翊钧一说完这话就直盯着郑国泰瞧。
倘或郑国泰当真是历史上那般能指使张差闯宫谋刺皇太子的野心勃勃之人，此刻一听皇帝以紫柏大师为名拒绝让他见朱常洵，脸上总是该流露出一点儿恼怒或失望的神情的。
不料，郑国泰却一下子站了起来，诚惶诚恐地朝朱翊钧跪下叩头道，
“三皇子千金之躯，何能舍佛法而会小民？皇上圣恩，小民能见得贵妃娘娘一面已是大幸，如何敢再有他念？”
朱翊钧见状，立刻下意识地往后一缩，他当了快一年地皇帝，还是不习惯一个人动不动得就像拜祖宗坟墓似的朝自己下跪磕头，
“快搀起来，快搀起来。”
朱翊钧嘴上这么说着，坐在榻上的身体却是一动不动，
“都是一家人，往后在贵妃面前，不必对朕行那么大的礼。”
话虽如此，但见到郑国泰在自己面前这般战战兢兢的模样，朱翊钧心里的确是稍稍放松了一点。
或许之前几个朝代的后妃父兄叔侄可以出将入相、操纵朝纲，玩天子于股掌之上，甚至篡权夺位，改朝换代。
但明朝外戚却是历代以来政治力量最孱弱者。
即使外戚可以通过裙带关系得到官职，甚至封爵食俸，但他们不能科举，在朝中并无实权，更不能参与军政。
因此虽然郑贵妃已诞育皇子又位列郑贵妃，可郑国泰见到皇帝，仍然只怕自己恭敬不足，不敢有丝毫逾矩的模样。
郑国泰重新坐了回去，
“皇上虽大度，小民却不敢御前失仪，否则科道官弹劾起来，那便是小民的罪过了。”
朱翊钧笑道，
“科道官总爱无事生非，朕有时也懒得看他们呈上来的奏疏。”
朱翊钧又转过头对郑贵妃道，
“言官多事，竟连你哥哥这样遵纪守法的皇亲也时常不安。”
郑贵妃只是微笑不语。
郑国泰见郑贵妃没接话，更不敢随意开口。
朱翊钧像是没体察到兄妹两人在这短暂沉默之间的微妙气氛一般，自顾自地又朝郑国泰笑道，
“内兄那么好的人品，碍着一个‘外戚’的名头就白搁着实在可惜了了。”
“朕眼下正好有一桩事，需得内兄这样的人替朕料理，不知内兄意下如何？”
朱翊钧微微笑着，心想，郑国泰方才连一声“三哥儿他舅舅”都受不得，自己这一句“内兄”一出口，他岂有推脱的道理？
郑国泰又站了起来，躬身作揖道，
“多谢皇上美意，只是小民在家安定久了，这朝政大事……”
朱翊钧接口道，
“安定久了也并非是不能有所作为，内兄连甚么事都不问一句，就直接出口回绝，未免谦虚太过了罢。”
朱翊钧一面说着，一面瞥了郑贵妃一眼。
朱翊钧这一眼扫过来，顿时弄得郑贵妃紧张起来。
她方才可是一个字都没漏给郑国泰，现在郑国泰这般断然拒绝，皇帝难免会对她起疑，以为她偏帮外戚，而不顾圣恩。
郑贵妃这一紧张，郑国泰自是也瞧出了端倪。
其实他们兄妹二人哪里还需要直接说话，在宫中行事，不需要沟通就知道对方心意的人才是真正的亲密心腹。
倘或二十七年后的郑国泰当真指派过人谋刺太子，定然也是在这种无声无息的非沟通环境下完成的一记出其不意的“壮举”。
“不是小民谦虚，只是家父近来身体抱恙。”
郑国泰想了想，一手举出“孝道”的大旗，
“身为人子，逢父母有疾，理应侍奉在旁。”
朱翊钧立刻跟着他“孝”，
“内兄说得是，若论亲亲之义，郑都指挥使也是朕的岳丈，朕的岳丈有疾，朕岂能置之不理？”
“一会儿朕便让御药房派两个太医去内兄府上瞧瞧，内兄孝顺若此，朕自然不能无所表示。”
郑国泰一听就知道这件事必然棘手，但皇帝把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他一时也再找不到理由来回绝。
这时郑贵妃站起来替他谢了恩，道，
“皇上爱护之心，妾谨领受。”
朱翊钧重复道，
“都说了是一家人了，不必如此客气。”
郑贵妃继续道，
“于皇上而言，家国虽为一体，妾却不敢徇私，更不敢让皇上徇私。”
“妾兄久居家中，素来不闻政事，外无军国之权，内无宾客之势。”
“如今得蒙皇上垂信，纵使有心报效，却唯恐物议沸腾，小人中伤，来日若有株连之祸，妾也无从救之。”
“如此，妾恳请皇上以‘诰券’赐之家兄，待事毕之后再降旨收回，以宽忠臣尽忠报死之心。”
郑贵妃的这一番话一出口，令郑国泰和朱翊钧同时一震。
郑国泰心惊的是，自己妹妹为了这件事都要向皇上求赐“诰券”了，那这件事到底得得罪多少人啊？
朱翊钧惊讶的是，郑贵妃的这番话定是蓄谋已久，她挑在郑国泰面前时向自己求赏，用的是“万历皇帝宠妃”的面子，而非“他朱翊钧政治盟友”的身份。
郑贵妃果然不简单。
朱翊钧心想，倘或上次自己刚一提及海运之事，郑贵妃就开口请赐诰券，自己未免会觉得她精于算计。
可郑贵妃先坚决地表示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任何决定，把“情绪价值”都提供足了，在确认自己信任郑家之时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又话里话外、口口声声的表示是为自己着想，又是在自己刚刚说要派御医为郑承宪整治的当口，实在是让人难以拒绝。
朱翊钧在心里感叹道，历史上能在任何一堆人里拔尖儿的都是一等人的人精，无论是男人堆还是女人堆，无论是前朝还是后宫，个个都是人精。
朱翊钧甚至怀疑，郑贵妃是不是早看穿了自己作为现代人的共情本能，笃定自己不好意思拒绝这个理论上逾矩但实际又十分合理的请求，才特意选在此时向自己开口的。
明朝外戚的政治待遇从明初开始就不能与功臣相比。
功臣在受封时，一般都由皇帝赐予具有免罪免死特权的铁券，而外戚虽可位列侯伯，但戚里恩泽封赏，则无有诰券。
而到了晚明时期，有的外戚却可以凭借皇帝的恩宠，自己向皇帝请求“诰券”。
但是皇帝即使赐予外戚诰券，也只是出于特恩，而并非常例。
离万历朝最近的一个外戚受赐诰券的例子就是明孝宗张皇后的父亲张峦。
当时张皇后正位中宫才三年，张峦就被封伯，得爵不过一年，立刻又请赐“诰券”。
明孝宗深爱张皇后，因此即使言官议论纷纷，他依然批准赐予张峦诰券，且食禄一千石，子孙世袭，免本身杂犯二死子一死。
但即使张峦手握诰券，明世宗即位后，张鹤龄、张延龄兄弟依旧获罪被斩。
因此赐给外戚的诰券，从实际操作上来讲并不具备世袭性，只是在赐券皇帝在位时能对家族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郑贵妃请求赐券，或许就是想以此提醒皇帝张鹤龄兄弟当年的下场。
她就是想为郑国泰保一个平安，依理来说的确不好回绝。
朱翊钧能够体谅郑贵妃的心情，但他同时却又有点儿不痛快。
倘或他同意赐给郑国泰诰券，那一定也同样要赐给永年伯一份。
而永年伯得了诰券，王皇后未必会以为是他朱翊钧心善，反而会觉得是郑贵妃懂事识大体。
朱翊钧虽然是个好人，但也不喜欢如此被郑贵妃两句话就白白地算计了一场人情去。
“这是应当的。”
朱翊钧淡淡地应了一声，
“爱妃果然聪敏，连皇后都未必能想得到这一层呢。”
郑贵妃听出了皇帝话里的不舒坦，忙又道，
“中宫娘娘素来贤德，不像妾总是恃宠而骄，天恩浩荡，皇上钦赐诰券，乃是皇上恩礼有加、乾纲独断，妾如何都不敢担得‘聪敏’二字。”
朱翊钧这回总算是见识到了郑氏兄妹二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理解了历史上的郑贵妃为何能三十八年宠眷不衰，
“多余的客气话就不必说了，朕既已准赐‘诰券’，内兄现在可以来听一听如何为朕分忧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