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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说刘钰手段粗暴，这也不是啥忌讳，朝堂上哪个不知？

皇帝压根不是很在意这些，皇帝嘛，搁后世的标准，有一个算一个，枪毙都不冤。

前朝宪宗给于谦平反，评价算还行的，《宪宗实录》不也记录过【率汉、鞑官军，分路抚捕……时流民有自洪武以来，家业延子孙，未尝为恶者。兵入，尽草薙之……】

草薙禽狝，草薙者，割草也，茅草要过火嘛。这么干不也因此大功，授太子太保、谥襄毅。

大顺也快了，贸易中心改变加土客矛盾的岭南，早晚要出事。

之前刘钰顶着50%的死亡率往南洋送人，这罪恶也差毬不多了。

刘钰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醒，大顺新兴资本家的总后台、总头目、总黑手。

正因为他相信自己根本解决不了土地问题，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是不彻底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便只能创造条件、营造基础，等待将来觉醒的人民用澎湃的力量高举义旗，新阶级领导下抛弃小农局限性的枷锁，把李家王朝和旧时代一起埋葬，解决最终的土地问题，靠着之前积累的底子完成工业化。

皇帝对其自己的定位也非常清楚，封建头子。

如今是新顺，是高悬霸主鞭的黑手；可不是当年反抗时候漫卷的农奴戟。

皇帝还能听不明白林敏的潜台词是什么？既要改革，扬州数万甚至可能十数万依托盐业为生的人，生计生活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朝廷又没足够的钱，保证他们的生活和以前一样不下滑，肯定是要出事的。

皇帝知道刘钰的“五年平淮”计划，对于废盐垦荒一事，在淮北盐业改革大获成功之后，皇帝已经坚定了想法。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

皇帝现在花惯了海关、贸易带来的金银，让他缩手已经很难了。

大顺这几年的正经收入，不包括抄家、报效什么的，但要算上内帑收入，土地税所占的比例，已经逐年降低，如今只占到70%左右了。盐税配那些关税、乱七八糟的买扑费什么的，占了剩下的。

这倒不能证明大顺的工商业在总生产中的占比已经很高，只能证明大顺的土地制度极端不合理，土地税收根本收不上来多少。

况且，现在棉花问题，也确实成为制约大顺向东北移民的重要问题了。

东北不是西域，种不了棉花。

海参崴那边之前报了个好消息，说是用日本的白毛稻红毛稻改良，已经可以尝试在东北种大米了

当时以“祥瑞嘉禾”名义送来的消息，皇帝还有点不太相信。命人去彻查之后，才意识到，那破地方居然真的能种大米？

大喜过望。

这可是件大事。

之前过了松辽分水岭再往北，其实是种不了玉米的，之前尝试过，种植失败。

而刘钰向北扩张，靠的是抓的哥萨克，推广的种黑麦。

基本上是靠着黑麦和土豆，在往北挤。

几十年前，在遥远的美洲，发生过一件事，叫塞勒姆女巫审判案。

大顺在向北扩张之后，因为依靠黑麦和土豆，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当然不叫女巫，而是类似于大仙上身之类的，弄得人心惶惶。

原因都差不多，黑麦麦角毒素中毒，幻觉加癫狂痉挛。这玩意儿就算有人解释，用处也不大，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吃黑麦，要是能吃大米就最好了。

大喜过望之后，皇帝又迅速转入了担忧。要是能种大米……高兴之余，还要抓紧时间往北边移民，堵死朝鲜那边向北扩张、逃亡的路。

朝鲜人可也是会种大米的。

前朝的教训让皇帝至今心有余悸，绝对不允许再出现类似的女真崛起事件。

而要往北方继续移民，既需要大量的棉花，而且是便宜的、能够方便运输到海边港口城市的棉花。

伴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东北地区也被带动起来了。

松辽分水岭以南，围绕着大豆、小麦等粮食贸易，一条依托辽河与海运为运输方式的、粮食商品化的经济带已经逐渐建立起来。

从通江子到营口，号称“八百里间，帆樯衔接，艨艟万艘”，涌现出一系列的城镇。

虽然这些城镇修的地方，都在河边，铁路时代一开启，现在兴盛的这些城镇就会如此时的淮安扬州一样经历衰落。但此时嘛，水运还是唯一站得稳的大宗贸易品的运输方式。

夏季行船、冬季利用水面结冰做免费天然的高速公路，配上新作物的种植、棉花普及、江苏工商业发展、日本开埠等等，松辽分水岭以南，已经基本彻底成为大顺的基本盘了。

而松辽分水岭以北，大顺按照刘钰的思路，走的是海运“画地为牢”的方式，沿着河流一点点先把海边、河口等地占了。

经过这些年的移民，移民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

人去了，可以给人做雇工、做长工，或者做佃户，人口越多，移民成本也就越低。

不是每个人都能穿得起貂的。

棉布配棉花做的袄裤，才是移民的主流装备，而三五斤棉花才能塞一条稍微能御寒的棉裤，一亩地现在也就产个十几斤棉花。

大顺之前多方征讨，朝鲜、日本相继有限度的开埠。而不管是朝鲜，还是日本，都是没法种棉花的。

东北移民的需求、朝鲜日本对棉布的需求、松江府海外出口的需求，都使得大顺急需一个棉花产地。

大顺从荷兰人那接手南洋后，大顺的棉布要迅速挤占印度棉布的市场，这也使得棉花需求激增。

这些，就是刘钰给皇帝的，要改变淮南经济结构的理由。

理由逻辑就是：首先，那是一片荒滩地。

其次，辽东地区的开发和海运兴起、南洋大米的输入，使得大顺的粮食危机没有那么迫切了。

而辽东能种粮食，但是种不了棉花。

所以，用辽东、南洋、虾夷的粮食，换江苏推广种棉花。这样，也不用担心百姓皆种棉桑而无食。

甚至，刘钰直接在搞粮食进口免税，使得粮价一天天的往下跌，江苏作为海运贸易冲击最严重的地方，“米贱伤农”的问题已经日趋显现。

米贱伤农怎么办？

要么，强力的国家机器出面调控，搞平粜。

要么，米贱伤农，种棉花，换大米，使小民得米贱之利而无米贱之伤。

皇帝想了想大顺的国家机器能有多强力后，果然选择还是去种棉花吧，大顺哪有能力调控米价。

当然皇帝也是存了一些小心思的，江苏已经成为了大顺的钱袋子了

如刘钰之前说的在黄河以北开煤矿，走海州海运去松江府来控制江苏的道理类似。

粮食是比煤更重要的东西，皇帝觉得若是让江苏完全不能粮食自给，倒也是好事。到时候，敢有什么动静，把粮食一掐，保准老老实实。

再者如今京城所需漕米粮食，或来自虾夷、或来自南洋、或来自辽东。废弃了运河之后，凭借海运能力，其实江苏产多少粮食，对大顺来说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

克服了这种刻舟求剑的惯性之后，剩下的很多道理也就想通了。

刘钰的改革，有他自己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三观和逻辑。

皇帝当然不可能认同这一套三观，但支持刘钰的改革设想，因为刘钰有一套专门用来“忠于陛下、加强皇权、利于社稷稳固”的逻辑链。

他给皇帝说的理由，和他真正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完全不一致。

当然皇帝也不可能一点不防着刘钰，信任归信任，该防备的还是要防备。

皇帝能够放心让刘钰在江苏折腾，因为皇帝有自己的打算，也有自己可以掌控全局的准备。

他改元惟新。

这一次改元，除了显示变革的决心，还有个小小的副产物。

皇帝可以名正言顺地开恩科了。

改元开恩科，简直是名正言顺到不能再名正言顺了。

开恩科，也就不需要非按照制式的考试方法来选拔人才。

皇帝可以拟定题目，通过这一次改元恩科，选拔一批皇帝想要的人才。

这些人才不是学新学的，而是正儿八经地科举取士，恩科也是科嘛。

题目皇帝早就想好了。

废运河之利弊。

盐政改革之利弊。

盐税收还是不收、国家税收的意义。

这些恩科拟定的题目，就是个大坑。

看起来，好像是皇帝要以恩科方式，展开士大夫的几天大讨论，这些到底是对是错。

实则，皇帝眼里，读书人阶层关于海运河运、盐税无税的意见，就是个屁。

他只怕两种人。

失地小农。

类似矿工。

皇帝心里有非常确定的答案，恩科弄这些题目，就是为了遴选出一些符合皇帝想法的人才，再把这些恩科人才扔到江苏。

为什么不用新学人才？非得从科举里面选？

因为新学人才不能做官、武德宫出身的那边已经不少，暂时有些失衡。而正统科举出身的，很难说是否能快速适应江苏省的一系列变化。

他要塞进去一些恩科出身的，平衡一下。

之前跟刘钰说，不要人亡政息，让刘钰整理出一套班子框架，然后正规化。

那么，正规化的人，当然不可能是刘钰的幕府班子。

恩科所取之辈，皇帝准备都扔到江苏当贰佐官，多学、多看、多琢磨。

等着刘钰把脏活、带血的活干完了，刘钰就可以回京“休息”了，到时候恩科出身的这批人，真正皇帝提拔出来的、支持改革但又和刘钰的“道”不同的人，就可以接手了。

不管是南洋，还是江苏，皇帝都是用这种办法。

而且是明着用的，刘钰也是压根就明白的。

两边都明白，而且完全了解这就是为了将来摘果子夺权，心照不宣，这就叫君臣信任。

靠着刘钰主动放了军权、靠着松江府大营的两万良家子驻军、靠着海军扩军皇帝提拔的军官成长起来了、靠着威海卫旅顺卫两大军港的主力舰队军官替换、靠着这种换血替代的明招、靠着刘钰只有幕府而又不能开府的名不正但借君之权而行事，君臣之间的“信任”是完全撑得起“五年平淮之大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