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晖春之战打响了中国人民抗日的第一枪后，中日之战已经爆发。日本人首先在晖春遭到惨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弹。

遥想当年，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

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随即用贫瘠的国力一举打败了晚清强国，奠定了在亚洲的大国地位。但是清朝已是百足之虫，日本人的“丰功伟绩”并不为白人所认同。在欧美看来，日中之战的胜利，只是黄种人之间的较量，无论输赢，都不能获得他们的肯定。

为了获得与列强同等的待遇，日本人的目光盯上了同在东北掠食的沙俄。在付出5万人死亡的惨烈后，日本人终于成就了日俄战争的胜者。但这种胜利是以近10年之久的经济停滞不前为代价的。

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的这两场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作为一个新兴的军事大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历史上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

日本国民虽然是黄种人出身，却俨然以白人的优越性自居，对一水之隔的中国，动辄“东亚病夫”、或是“支那人”等带侮辱性的称号，却似乎忘记了或是不愿意承认，日本本身就是东亚的一部分。

国民性的自满和自大，实际上已将国家推向一个极端：在亚洲，容不得任何失败和既有利益的退缩，整个国家陷入了集体狂热。

而突然之间，被日本人视为“病夫”的中国人竟然击败了所向披糜的日本军队，怎能不让人惊讶与愤怒！

天皇也愤怒了。计划在1928年11月10日，昭和天皇举行即位大典，发布即位诏书，举行大尝祭，表示天皇与天照大神合为一体，那个时候天皇就会是人形之神了。在这个当口，绝对不能出现让他大失威望的事情。

他关切地询问参谋本部：“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战斗力竟如此之差？帝国陆军还能不能承担起拓疆守边的重任？”

天皇的话虽然很温和，但从陆军大臣到参谋总长都感觉到深深的压力。当这种压力转化为动力时，日本的战争机器开始急速运转。

从东京到鹿儿岛，从四国到北海道，无数的日本国民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要教训“支那侏儒”的思想----别奇怪，日本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刚上台的田中义一首相也受到了朝野内外的压力，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何尝不想为大日本帝国添砖加瓦、夺得一块又一块赖以发展的殖民地？但是东北军事态势又告诉他，短期内击败庞大的东北人民军是非常困难的。

不但如此，能否保住关东州还是一个未知数----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张汉卿的胃口大得很，他的眼光早已经盯上了日本盘踞多年的朝鲜半岛！

在晖春事件发生的次日，面对日本兵军事进展的顺利，田中义一内阁根本不愿意理会来自各国的压力和国联的休兵倡议，陆军部也不会在此情况下任由政治家们“摆布”陆军大臣，他们还期望着从晖春等地打开一条通往辽阔的中国东北的大路、并完成日本历代政治家们孜孜不倦追求的建立“满洲国”的夙愿呢。

然而事件的发展峰回路转、出人意料：不到半天功夫，中国军队不但全歼了这股深入中国境内的规模不小的军队，还乘胜渡过浅滩纵横的图门江，向着被日本人称为后院的朝鲜纵深挺进。

由于驻朝鲜的第19师团主力一部摆在平壤与新义州一线，导致自朝鲜东北部至狼林山脉广阔地方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被人民军的旋风刮过。8月5日，朝鲜东北最大的濒海城市清津丢失。

源源不断的人民军部队一支一支从鸭绿江、图门江南侧涌出，人民军推进的最快速度竟达到一天80里！

当关东军司令部最终得知这支部队原来是来自成都军区的第34军荆德文所部时，方才将信不信地感觉到，至少在张鼓峰事件中，中国军队是有备而来的！

但是为时已晚。日本在中国及朝鲜所能用的军队有限，根本无法在分兵控制朝鲜的同时应付来自中国两个方向的庞大的力量，因为他们从来不会相信，一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敢于主动向日本人强硬，以至于在具有广阔纵深的东北朝鲜在爆发时处于几乎不设防的状态。

所以有心算无心，中国人开局大利！

乱了阵脚的日本政|府需要镇静，日本军界也需要时间重新思索对华军事谋略并摆兵布阵、并对情报进行分析，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日本外务省紧急约见中国驻日公使许世英。

许世英是从安徽省长任上调来的。

他是民选的省长，对于人民党所提出的“人民党|领导中国”的方针一向不置喙词，所以在原先的地方自治基础被改为各级常委会主导后毅然辞职。但张汉卿对于这群“不党”人士却欣赏有加，都尽可能安置了其它位置，以尽他们的能力为国多做贡献。

因为许世英的民族气节，故请其担任驻日公使。他的本意是无法在政治上实现对日强权，那就通过许世英恶心恶心这群鬼子吧。

许世英不辱使命。在上任后拜会老朋友、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就开宗明义地说：“予未习外交，不擅词令，所知者，公理与强权之分，强权固可逞一时，公理则永垂千古，理之所在，予必辩争到底”。

被先下一城的若槻只得回避外交事宜，重在叙旧，他笑着说：“吵嘴打架，又何伤焉，益争吵之后，仍不失其友谊。”

十多天后，许世英入宫觐见天皇。天皇设午宴款待，席间奏中国音乐。餐后在天皇与外国大使会谈的牡丹厅饮茶，许世英对天皇说：“天皇为生物学之权威者，一国君主，又为人类幸福之主宰，稍有摧残之念，则群伦生命，世界和平，皆受影响。”

当时天皇附和道：“当如言尽心，还期大使努力。”

在日两年来，许世英深刻地感受到随着中国的强大、与让日本人如哽在喉的事实，这也让他在心理上开始倾向于人民党。

政治开明人士的一个好处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一是一，二是二。人民党入主中国后给国家带来的变化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他是亲眼目睹的，因此流露出加入人民党的想法。

与他共过患难的少帅欣然允诺为其入党介绍人，并指示他努力为国安部日本局营造一个良好的侦测情报的环境。这是为国为党服务的好机会，许世英岂没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热情？他更加勤奋工作，广泛收集情报，为中国政|府知日及据此制定对日政策打下良好基础。

这次晖春发生大事件，他的心理其实是乐开了花。中国国家政策他是了解一些，国家的军事能力也是略知一二，他相信，只要人民党能够团结一切力量，打败日本是一定的。

从开始的冲突到晖春事件，他一直关注日本国内动态。根据他对日本的了解，此次事件不会善了，日本外务省此次约见，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

不过他仍然语气宽松地说出了诸如“希望两国罢战、暂退回营地、组织联合调查组”之类的话，因为他也接到国内的指示：给人民军调动留些时间。

于是，与涌动的杀气相反，中日两国的外交人员开始了极友好的交谈，双方尽兴而归。不过在这背后，是中国的紧急备战与日本的剑拔弩张。

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开始大力学习西方。在建军方面，普鲁士模式成为日军的楷模，师团制也是仿照德式建立。1888年，日本陆军将国内原有的6个按地域划分的镇台改称师团，番号从第一至第六。1891年，为警卫皇宫又成立了近卫师团。

师团编制采取两旅团、四步兵联队（相当于团），再加炮兵、辎重和骑兵联队，平时兵额1万人，战时足额则超过2万人。甲午战争前成立的这7个老牌师团，后来一直被日本陆军视为第一等部队，装备优先保障。

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成立了第七至第十八师团。占领朝鲜后为镇压当地人民反抗又建立了第十九、第二十师团。被日军视为二等师团。“大正裁军”时这类师团解散了4个，剩下10个同原有的一等师团共17个，这些是日军战前的“常备师团”。

这17个师团中，部署在台湾的为第14师团，常驻中国东北----即关东军主力为第2师团，驻朝鲜为第19，20师团。

以中国民国初年错综复杂、军阀混战的时代，用这些少量兵力足以应付任何一个派系的挑战了----其实国将不国之际，又能有哪个军阀，敢于在老虎头上捋须，敢触日本人的龙颜？

然而在张汉卿的带领下，奉系入主中国的速度之快令日本人瞠目结舌，孰少应变之道。加之国内一系列事件的烦扰，等到再将重心关注到中国本土之时，中国人民党已牢牢把握住国家权力，中强日弱之战略形势已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