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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被说得莫明其妙。

郑朗肯定不是吕夷简的人，为什么要说出这番话？

他猜得不错，尽管对吕夷简了解更深一份，郑朗依然不会改变对吕夷简的感观。从来没有太恶过，没有这份明悟，郑朗也不会否认吕夷简的功绩，始终将他的政绩凌驾于范仲淹之上。也没有善过，即便有了政绩，吕夷简德操依然很低下，不能容人，打压对手，不择手段，依靠高深的权谋谲诈之术，舞私弄权，与范仲淹开了宋朝的党争先河。

但作为言臣只能就事论事，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认为赵祯派人时常询问吕夷简不好，失了制度，说就是，不用扣上那么多子虚乌有的大帽子。

什么都能开，胡说八道真的不能开。

一开，以后黑白颠倒，还了得！

没有再与蔡襄多言，因为他要到都堂说一件事。

干旱与粮食。

这一年发生三起起义，最晚最漫长的是桂阳蛮起义，主要原{因是此地多有生猺，很难管治，自持自己凶横，常为非作歹，又大规模参与贩私盐，陈执方赴任后镇压了大私盐贩子黄捉鬼，看到这里难以治理，于是强迫迁移当地生猺，头领唐和与盘知谅发动起义，持续了长达三年，最后利用分化的政策才将这一地区起义解决。

与宋朝军事带给百姓的压力无关，宋朝软弱的政策，拉拢都来不及，怎么会苛剥这些强横的生猺。中间的过错也难以说清楚，作为宋朝的官员也是被逼才这样做的，平时几乎将这些蛮峒当成了大爷，但不能扰乱其他正常地区的百姓，以及税务与管理，所以才决定迁移部分生猺。有可能他们不服管制，中间使了一些粗暴的手段。

主要原因还是这些蛮峒的首领，他们与西北方向占地几乎有后世浙江省一半面积大的国中国梅山蛮一样，桀骜不驯，占山为王。宋朝对此是默认的，可他们在山上呆得发慌，于是又时常跑下山，对熟蛮与汉人烧杀抢掠，或者做其他为非作歹的事。

所以不肯迁移，率领族民反抗。至于那些普通的猺民，在这场战争中，只是一个个傀儡，被利用的工具。也就是说这次所谓的起义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也不值得付出任何同情心。不能汉人与熟蛮呆在哪里，任他们杀，任他们抢，任他们烧，任他们扰动整个国家的体制。

因为发生得有些晚，可以慢慢来，眼下还有重要的事。

另两件起义，根本原因还是数年西北战争带来的后果。诱发原因，却是这场干旱。

他还想到另外一个后果。

于是来到都堂，与几位宰相坐下，郑朗说道：“时至五月，然自山东起，直到京师，与陕西皆很少下雨，陆续出现旱情，可是我看了一下相关的奏折，却发现江淮岁漕供给不上。”

“竟有这事？”晏殊惊讶地问。

“晏相公，我去中书省给你拿一些奏报过来。”

郑朗离开，一会儿带着几名小吏抱着一大堆奏报过来。

来京城没有多久，郑朗就在悄悄谋划此事，派人催促各地官员，加快调运粮食步伐。正好江南夏收也到来了，趁此机会将大批粮食往京师调运。远处的没有回信，可是两淮已经有些官员回报抵达京城，说了种种困难，财力不足，劳力不足，舟船不足。有的奏报不是郑朗批阅的，看到了也没有留心，相比于往年，调粮速度略有些下降，但下降得不厉害。就没有人往深处想。

郑朗将奏折一一摊开，说道：“一匹骆驼负重渡河，因为负重太多，十分危险。这时减一重，就能平安渡河。增一重，有可能只增加一根稻草，都会让骆驼淹死。北方旱情严重，国家战争时久，百姓负担沉重，若是旱情继续，粮食不足便有可能会成为这根致命的稻草。诸位相公，未雨绸缪，必须做提前预防。我昨天问了家中的仆人，城中的一斗米已经涨价四文，还没有开始，一旦开始，象几年陛下才亲政时那样的旱情出现，又在这危急之时，国家危矣。”

没有郑朗说得那么严重，但这次旱情出现一系列后果，总之，虽战争停息，却在进一步使宋朝变得恶化，推迟恢复时间。对于所谓的和平，他与元昊抱着一样的心思，这是为了下面战争做酝酿的。当真和平？傻了不成。

几位宰相听他说得严重，一份份奏折打开看，章得象说道：“行知，可各地不是不调粮食，却有很多困难啊。”

所有人全部盯着郑朗。

不择出来无人注意，一择出来，便想到另一个方面。特别是富弼十分紧张，推动免役法不仅是郑朗，还有范仲淹、韩琦与张方平。在这个当口上，不能给敌人找到打击韩范的机会。

郑朗更担心，说道：“造成这原因，主要还是战争。北方本来有一些粮仓，储蓄了一些粮草。因为想减轻国家的负担，减少运费与损耗，这些粮仓里的粮草全部调运到西北，同样是我所说的稻草。若没有旱情，北方大丰收，粮仓空虚没有问题。但北方出现旱情，空虚的粮仓便会导致一系列后果。当然，还有免役法与财政困难造成的原因。”

“力役减少也有弊端哪，”贾昌朝淡淡地说道。

别以为他说得平淡，说不定此人就能用此事做文章。

郑朗瞅了他一眼，也淡淡地说：“贾相公，大旱是有，可不会年年发生，若那样，纵然庙堂君臣再如何努力，国家也危矣。再说徭役，国家以前调动粮食一靠商贾，科配繁重，阻滞了商贾的贩运。二靠厢军与差役，实施免役法后，差役并没有减少，相反，因为用薪酬雇佣贫困百姓运输，效率却比以前提高。减少的仅是厢军，去年全国厢兵、乡兵、蕃兵多达五十多万。乡兵与蕃兵、弓箭手多在边境地区，与免役法无关。要么就是厢兵，全国厢兵去年时乃是巅峰，几近五十万。实施免役法后，陆续裁减了近八万厢兵，让他们变相的成为差役，或者为普通百姓，但这是指全国各路总数。去年时担负江准漕运的两浙路、淮南路与江南路厢兵总数近十四万，因为这一地区最富裕，所以几乎每一州府都执行了免役法，裁减的比例很大，几达四万人。但不是少了四万力役，朝廷设置厢兵，一是养流民不使为患，二是应付百役。真正用来押运粮食的厢兵只占其中不足十成一，也就是实际仅减少四千劳力。这四千劳力就是用很高的钱帛来雇佣，对国家影响有多大？”

用事实说话，用真实的数据说话。

这个免役法是一个改良型的变法，还是借助战争带来的创伤实施的，连这个才刚刚执行就夭折了，郑朗会怀疑自己会不会变得象吕夷简那样，做一个保守的碎步型改革家。虽然很好听，引发的动荡也少，但这种碎步型的改革，不能医治如今宋朝的。其实赵祯自从庆历新政失败后，他也在做调整，恰恰继承的就是吕夷简这种碎步型的改革。

暂时赢来宋朝最好的辰光，却为后人积累了更多的弊端。

贾昌朝嘿然。

眼下还没有太多的恶意，因为此法改革他也知道是郑朗提出来的，若真正是范仲淹与韩琦提出，那么贾昌朝今天可不会是这种态度。

郑朗有些不大放心，一拱手，说：“贾相公，诸位相公，我从地方上来，这一呆几达九年时光，又兴修了许多工程，对于厢兵我有着深刻的认识。平时薪酬低廉，不足以养家糊口。若用工太苦，他们没有积极性，甚至有可能引发兵变。不用工，国家负这么多钱帛出去用来做什么？于是导致一种局面，平时成了闲养之人，真到大动工时，朝廷不得不另拨财帛雇佣百姓。虽说百工要用到役，一部分流民也要安置，但国家养了多少厢兵？一年需要付出多少薪酬。仅是一个厢兵，放在唐朝初年，就有可能将唐朝一年税务用完。如今国库空荡，此患能在不带来多少消积影响下进行诊治，何乐而不为？”

不要斗来斗去了，为国家多做点实事吧。

诸人默然。

这不是免役法带来的负面作用，郑朗说这些，是怕有人做文章，让它成为党争的牺牲品。真正的负面作用是另外的地方，颇有些麻烦，郑朗正在为此想办法。

又说道：“其实国家有许多弊端，比如这个仓，以前吏多不给薪，有的小吏出身良好，还好一点，有的小吏是强行征来的，为了养家糊口，于是货赂请托公行，以货之多寡轻重为事之枉直，甚至有的国家正式官员也参与徇私舞弊，仓储一年，损耗近半。也是此次危机的原因之一，并且西北数年战事中进一步给朝廷带来财政危机。后来推行免役法后，旧的传统留下，依然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看到了，但没有说，因为一改，必然牵连甚广。西北一战若是人生重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不能急啊。”

听到这里，杜衍终于动容，说道：“你说旱情与粮食吧。”

“粮食调动艰难，与劳力并无多大的关系，这是地方少数官吏推卸责任的借口。科配沉重，商贾不行，是主要原因。北方仓储空虚，粮食缺口比往年沉重，也是主要原因。国库空虚，缺少钱帛调动，同样也是主要原因。仅是调拨京师，问题不大，”郑朗说道。若没有错，马上范仲淹回到朝堂，推荐国子博士许元操办，擢其为江淮两浙荆湖制发运判断，元说，以六路七十二州粟，不能足京师，我不相信。于是命江洲等县留三月粮，远近以次相补，引一千余舟从漕转西，未几，京师足食。但是山东怎么办？

灾情更严重的陕西怎么办？

没有解决。

这已经不是强行征令所能办到了，郑朗说道：“西夏战苦，契丹颇有恶意，无论怎么谈，他们必与我朝议和，没有战争费用，今年可以将部分财政拨出来使用。因此我想先拨出四百万贯，雇佣部分百姓，大肆将粮食运向山东与京城，还有三门峡。”

“三门峡？”晏殊终于开腔。

“嗯，学唐朝旧制，在三门峡建仓，若是陕西旱苦，朝廷必让百姓涌入河南就食，可以用粮代工的方法，运向三门峡的上游，再用舟揖运向关中，以解关中旱情。那么朝廷危机必然渡过。”

“行知，你说的主意是好，可朝廷从哪里变出四百万贯钱？”王尧佐急切地问道。如果是四十万贯与一百万贯，挤一挤还能凑出来。四百万贯，就是将三司使的官员们一起卖掉，也凑不出来这么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