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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三德长叹一声后，说道：“活了快一辈子了，小兄弟说的道理我自然也都明白，可想想民国前后和孙文20多年的恩怨纠葛，这心就静不下来啊。”

“20多年？”赵振中有些讶异。

“不算之前我们和孙文结识的经过，就从光绪30年我在三藩市帮孙文打赢官司，让他得以入境美国算起，到民国14年孙文去世，就有将近21年的时间。民国之前，我洪门各界出人、出力、出钱，帮助孙文及其党羽发动一次次的革命，到武昌起义之后，更是发动海外团体，推动孙文成为临时大总统，我洪门兄弟对孙文称得上是仁至义尽。可当孙文在国内开始得势之后，一切就都变样了。”黄三德思及过往，不由得满脸萧瑟，冷笑着说道：“嘿嘿，得登大位就开始处理打天下的老弟兄了。真的应了那句古话，恩大反成仇啊。也就是从民国元年开始，美洲洪门致公堂和孙文由恩转仇。”

“老哥都过去这些年了，你就不要还耿耿于怀了。这是非功过自有历史去评断。”司徒美堂在一边劝道，“再说，当时没有认清孙文为人的又何止老哥一个？即便现在，海外、国内又有多少人依旧对孙文推崇倍至的？”

“嘿，就是如此，才让人越发痛恨！”黄三德兀自忿忿地说道：“他孙文及其党羽指斥袁世凯为窃国大盗，可他孙文更甚！袁世凯不敢答应日本人的条件，他孙文能主动上门去答应！民国13年广州政府更是把自己的财权、军权举手交给苏俄人控制！”

“虽说是非功过自有历史和后人去评判，可老弟你别忘了，现在国内当政的是孙文的党羽，怎么能容许事实真相大肆传扬？要是你我这些知道当年过往的的老家伙不在了，谁又能去揭开孙文的真实面目？”

听了黄三德的话后，司徒美堂沉吟道：“老哥说的也在理，看来有些过往还真应该让洪门弟兄们知道。”

“两位老哥何不将民国前后，洪门为国家、为民族的所作所为编写成史，也好让后来者明白当年洪门的贡献？至少那些为民国成立而付出生命和鲜血的海外侨胞不应当就此湮没。”赵振中建议道。

“小兄弟所说的倒是个好办法。”司徒美堂赞道。

“也罢，我就整理一下我们美洲致公堂和孙文之间的过往，让世人评判一下我们之间的恩怨，看到底谁是谁非。”黄三德也点头说道。

“黄老哥，刚才你说洪门致公堂和孙文之间从民国元年由恩转仇，加上前面的所提到的民国13年广州镇压商团叛乱，这期间10多年时间，致公堂和孙文之间到底有哪些恩怨纠葛？为何前几年成立致公党的时候会推举与孙文势不两立的陈炯明先生为党的总理？要是方面的话，能不能和我们说说？”周昊好奇地问道。

看看周昊三人有些好奇的目光，黄三德笑笑说道：“既然都准备编写成史让世人评判其中是非，又有什么不能说的？你们要是想听的话，我就好好说说。正好司徒老弟也在，我要是有什么地方疏漏或者说错了的，也好纠正一下。”

“要说我们美洲致公堂和孙文结怨，还要从民国元年说起……”随着黄三德声音低缓的述说，赵振中三人才明白民国之后致公堂和孙文之间一系列的恩怨纠葛，明白了致公党成立时为何会推举陈炯明为首任总理，也明白了原本历史上致公党为何一直坚持反蒋的立场。

恩怨的起因还要从民国元年美洲致公堂谋求在国内成为合法组织说起。晚清以来，由于政府腐败无能，无法维护海外华人权益，各地华侨受尽了洋人的苦头。海外华人都盼望能有一个维护海外华人利益的新政府。因此，当孙文在海外华侨中宣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想时，得到了各华侨团体的热烈响应。各地侨胞不但出钱、出力，还有不少人投身到孙文所领导的历次革命行动中。

在武昌起义成功，孙文返回国内后，黄三德便以海外各埠致公堂及其他华侨团体的名义，曾一日之间向国内发出30多封电报，推举孙文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由于海外华人的造势，加上国内一些势力之间的相互牵制，孙文最终得以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可以说，从孙文在海外开始宣扬革命思想到其就任临时大总统，美洲洪门致公堂与有力焉。

民国成立之后，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以维护自己所在团体的利益，一时之间可谓风起云涌，政团林立。洪门之中的有识之士也知道在民国时代，政治公开，秘密会社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应当组成公开的政党，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并争取在国家政权中发挥作用，以维护广大侨胞的根本利益，提高华侨的政治地位。这也是处于清朝封建主义长期统治下被视为盗匪的广大会党成员要求享受民主权利，要求进步的正当愿望的反映。

在孙文回国，并成为临时大总统之后，海外洪门，特别是美洲致公堂热切地希望孙文能帮助致公堂实现在国内立案，成为合法组织的愿望。但这一愿望被不久前还对致公堂和海外洪门深表感谢的孙文及其党羽给破灭了。

1912年1月9日，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电贺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同时提出派代表回国“组织一完全政党，故望大总统回念当日花亭之事，须要协力扶持完全政党之事”。29日，再函孙中山，告以已派代表回国办理政党事宜。“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首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灵，慰同人仰望之心”。孙中山均没有予以回应。

3月，美洲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实在有些等不及了，他亲自回国，向南京临时政府呈报洪门筹饷局大小文件及数目捐册，同时向已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提出洪门在国内立案活动的要求。孙文要黄三德回广州后再议，并令其子孙科随同黄回广州。但当黄三德抵达广州后，孙文却对此事采取淡化处理，表面上满口应承，却要黄向广东都督胡汉民具呈。胡汉民却更轻视洪门，过河拆桥，竟然把此事抛在脑后，对黄三德的呈文不理不睬。时过一月，美洲致公堂在国内的立案请求仍毫无消息。

黄三德一再催促，孙文因黄逼得太紧，反而大怒。虽然孙文答应由其专函胡汉民，并要黄携另函到粤海关监督署与陈少白、史古愚商办此事。但胡汉民托词拒见黄三德。由此，黄三德认定孙、胡对洪门立案事“孙推归胡，胡又推归孙，两人扯猫尾，有意压迫洪门，不准其正式立案。盖为其自己组织政党起见，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也。此种心事真是对不起洪门。”

按当时情势来说，黄三德所说的孙文要消灭洪门之事或许有些夸大，但黄得出这个结论并非臆度，而是有其事实根据的。而且，黄的这一结论在其后民国10年的时候被孙、黄之间的再次争论所证实。

1911年5月，在孙文第三次赴美时，便作出了将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的决定，要求致公堂未曾参加同盟会的成员，一律加入同盟会，而所有同盟会成员也一律加入洪门致公堂。而国内会党组织，同样也是孙中山积极联络的对象。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文改造会党的意思更为明确。他曾在一次演讲中曾公开说道：“洪门所以设会之故，系复国仇，倡于二百年前，实革命之导线，惟现下汉族已复，则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将仇视鞑虏政府之心，化而为助民国政府之力……人贵自重，须知国无法则不立。如其犯法，则政府不得不以法惩治之。惟自纳于范围之中，自免此祸，此相安之理由也。人要知取舍，譬如附船舣岸，既由此达彼，即当急于登岸，以出迷津，如仍在船中，便犯水险。”同时，孙文对会党表露出轻视之意，说会党“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

受孙文言行影响，许多革命党人认为，洪门等会党向来以恢复汉族统治为宗旨，如今目的已达，历史使命就已完成，也就没有在国内立案活动的必要。于是在“改朝换代”后，对于新生活还未来得及憧憬，会党们就突然发现，在他们曾出力打下的天下里，自己依然被称作“会匪”而遭到排斥。

一时间，镇压会党成为全国的潮流。江西、广东、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都对会党活动通行禁止。与此同时，全国的报纸也无一例外地表达着对会党的蔑视与敌意，批驳并谴责他们对于社会的危害。当时，不论是全国知名的大报，如《申报》《神州日报》《时报》《民立报》等等，还是那些茶余琐事的小报都充斥着控诉“会匪”闹事，或是各军政府镇压会党及帮会头目被正法等这类大快人心的消息。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会党中的确有一些害群之马，但范围如此之广、声势如此之大、力度如此之强的对会党进行打击，就决不是害群之马的原因了，其间更主要的原因是旧势力摇身一变，争权夺利，摘取胜利果实。看看民国后各省那些所谓的督军基本上都是清政府旧官僚出身就能明白了。

其后，1918年，孙中山居住上海期间，北大校长蔡孑民与张蔚西曾经联名上书给孙中山，拟从清朝的秘密会党活动开始，仿照《通鉴外纪》的写法，编写一本名叫《国史前编》的书。孙中山在复函中说：“以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令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会党，不仅不能进入正统的历史，而且曾有的贡献也被抹掉……

美洲致公堂在国内立案不成，加上国内曾是辛亥革命动力之一，且和洪门存在各种关系的会党遭受清洗，这两者结合起来应当算是洪门和孙文民国之初的第一次结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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