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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底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以来，冯玉祥等人就组织部队在察哈尔境内进行战前训练。而时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虽然对冯玉祥在察哈尔搞的一系列活动不满，可也不愿与老上司兵戎相见，为了避免夹在冯玉祥和当局中间为难，在长城停战后宋哲元干脆称病，去了西山休养。
只是，当《塘沽协定》签署后，平津一带的形势已开始稳定下来，当局已可腾出手来解决抗日同盟军的问题。到现在，冯玉祥部接受苏联人援助的端倪已被当局所洞察，而抗日同盟军中有中共势力在活动也被南京、北平方面所掌握。这除了有不少人认识宣侠父的原因外，还和冯玉祥等人为了振奋人心，容许中共几百人掌握同盟军的宣传有关。而宣侠父、柯庆施等人为了实现该党上海中央将同盟军“赤化” 的意图，更是没少在部队中宣扬苏联大批援助即将到来的消息。
6月17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解决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问题。也就在同日，莫斯科的《消息报》刊登声明，否认苏联援助冯玉祥。不过，苏联的这则声明却分明让人感到一种“此地无银”的味道。
或许冯玉祥从某些渠道得知了北平方面要着手解决察哈尔问题，或许是他知道同盟军在察哈尔呆了近一个月已经让各界怀疑其居心，反正，在6月20日，冯玉祥及同盟军将领方振武、孙良诚、佟麟阁、吉鸿昌等人发布起兵通电，声称“重整义旗，收复失地，纵内外夹攻，亦非所惧”。
对于冯玉祥等人抗日同盟军的结局，赵振中已经心中有数。
《塘沽协定》签署不久，抗日同盟军此时行动，势必会遭到南京当局和日军的共同反对，这一大前提注定了其外部生存空间极其有限。
而同盟军内部成分复杂，各部心思不一，又注定了这支队伍无法持久。冯玉祥把中共势力拉进来，是想借此拉苏联的虎皮做大旗；而中共借用冯玉祥这块招牌，同样抱着“借鸡下蛋”，在同盟军里经营发展自己自留地的目的。实际上，察哈尔的中共前委曾接到上海临时中央、河北省委的明确指示，要将在中共影响下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界地我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
外有当局和日军的反对，内部又各自算计，抗日同盟军能走得远了，那反而倒是咄咄怪事了。
而赵振中对抗日同盟军保持关注，除了有提防冯部再次劫车、威胁到物资运输的原因外，还担心因同盟军的动作，将停战后云集在平、津、冀、察、晋、绥一带几十万大军给招引到察哈尔及平绥线一带。如果发展到那个地步，老蒋再有动用大军围剿西北“民匪”的念头，那根据地的压力可就太大了。
不过，看眼下局势，冯玉祥打的“抗日”大旗，至少使老蒋心有顾虑，一时还不会对察哈尔或西北根据地用兵。赵振中便将注意力投到西北根据地的建设上来。
西北根据地从开辟至今，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甘肃、宁夏等开辟早的地方已经稳固，河西走廊西部以及青海等开辟晚的地方，也正在加紧进行各项建设。整个西北根据地现在虽还说不上翻天覆地，但其变化也是日新月异。
农业方面，整个根据地里除了清算身负血债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并按照人口并结合实际情况分配土地外，还在这两年左右时间里因地制宜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根据地粮食丰产、丰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其中，水利建设效果最显著的要数张明瑞一纵所在的宁夏。
虽有贺兰山做屏障，可地处西北的宁夏，气候同样干燥，其农耕用水全赖渠道引黄河流水灌溉。宁夏平原原本曾有10大干渠，但因连年战乱失修，渠床外高淤塞，渠岸残缺，水量流失，不堪使用。在人民军进占宁夏之后，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张明瑞便在秋冬季节组织军民一起整修这10条干渠。到32年春耕时，不但原本的10条干渠投入正常使用，还新建了一条长达120公里的总渠。
分到了土地，人民军又减免了两年的田赋，此前一年又尝到了兴修水利甜头的宁夏民众，在32年秋冬兴修水利时迸发出了极大的建设热情。经过半年左右的劳作，到33年春耕时，不但已投入使用的11条干渠得到进一步加深、加固，还另外疏通、新建了8条中渠、1200多条支渠、3000多条子渠，合计全长近1500公里，可灌溉农田180多万亩。
180多万亩灌溉情况良好的田地，加上人民军又大力推广冬小麦、玉米、黄豆套种，丰收之后足可保证300多万人口的吃食无忧。也就是说，仅宁夏平原出产的粮食，就可满足西北根据地过半人口的需求
当然，对张明瑞来说，眼下一纵的作为，距离赵振中“要将宁夏平原建设成一个能解决千万人吃饭问题的大粮仓”的要求来，还有不少距离。今后，一纵上下以及各级政府还要继续努力。
宁夏这边修复、新建水渠，农田水利建设成果喜人，而陇东、陇中、陇西等地限于自身条件，虽不能与宁夏相比，但建设成果也同样不小。利用泾河、渭河、洮河及其支流，柳继峰、徐超远等人也在这两年里兴建了足够使用的水利设施，使得甘陇一带的民众再不用担心吃饭问题。
实际上，到33年6月份夏粮丰收之后，不仅人民军通过屯垦的农田获得了足可支撑50万大军一年所需的粮食，就是根据地内民众也家家有了至少可供一年所需的余粮。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解决了根据地内几百万民众的吃饭问题，也使得根据地内人心安定。加上推广教育、修建道路、赈济鳏寡孤独等政策的推行，人民军及各级政府又进一步赢得了民众的拥护。
除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外，人民军政府还在两年时间里，组织军民及劳改营修建了根据地境内的几条主要干道。通过扩建原有道路，以及新建道路，整个根据地从宁夏黄河两岸到陇东、陇中、陇南，以及河西走廊，都有机地联结为一体。这些道路的建成，不但方便了民众的出行、物资的运输，还进一步完善了根据地的防卫体系。
而在今年春耕后，西北银行通过各个农村信贷社，将甘、宁、青三地民众手中总额近800万的军票足额兑换的举动，又彻底的赢得了三省民心。
在当初拿下陇东、宁夏后，人民军曾面临当初冯玉祥在西北滥发军票的难题。到31年年底，经过登记统计，人民军控制的甘肃、宁夏、青海等地一共有各类军票近800万。
在31年底时，这总额800万左右的各类军票都被人民军政府成立的各个农村信贷社统一收存，并发给各地民众收执，告知其两年后将足额兑换。
说实话，在当时人民军推行先收存后兑换的政策，三省民众从心里信不过这些20左右的年轻人。可这些人手中有枪，把作威作福多年的官老爷、地主老爷都打倒了，还给自家分了地，又许诺两年不收田赋，还可向信用社贷款，算起来就是不兑换自家也不亏，民众们也便抱着不同的心理将军票上缴，换来一个说是存折的硬纸本本。
尽管手中拿到了存折，可也没几个人相信到时候会真的兑换。但在今年春耕后，西北银行通过各级政府和信贷社向民众公开宣称，持当初发下的存折可到信贷社足额兑换现币时，三省民众实在是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要知道，此前人民军及各级政府恪守承诺，在根据地创建两年来并未向民众征收过一分钱的田赋。而在春耕后便提前向三省民众兑现承诺，也就不存在从民众手里收取田赋后再来兑现的问题。这不但表明人民军及政府信誉可靠，也显示了人民军政府的财力是实打实的雄厚。
原本，赵振中曾打算在31年年底前成立西北银行，但一来海外人员要在32年下半年才能回国，二来当时根据地尚未稳定，也谈不上大型建设，建立起银行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因此，在31年年底前，西北根据地成立的只有一些农村信贷社。而西北银行则是在32年年底前成立的。有了海外提供的以及赵振中从东北弄来的充足的硬通货，西北银行提前兑现承诺根本不在话下。
而对于甘、宁、青三省中一些明白其中道理的人来说，人民军提前兑现承诺，这足以证明人民军的实力。在心惊的同时，这些人也开始认真思考起今后与人民军之间的关系来。其中，被软禁的马鸿宾等人在听闻有关消息后心中更感无力，对将来的前途也是一片迷茫。而从武都跑到兰州居留的吴佩孚，在听闻人民军前后作为后，更是感叹道：“后生可畏啊”
马鸿宾等当初被俘的甘、宁两省大员，除了其中有些曾肆意为恶，身负血债的被清理掉外，其他的至今仍或被关押或被软禁。按赵振中的意思，怎么也得再过一两年，等西北根据地彻底稳固下来，再任这些人去留。
而吴佩孚能到兰州，却是被胡宗南给逼的。在今年春天的时候，胡宗南所部进驻到南郑之后，便派人送信给身在武都的吴佩孚，敦请其尽快入京。吴佩孚当初离开四川的时候曾说要转道赴京或北上北平，现在胡宗南秉承老蒋意旨，怕他在西北这边搅事，便催促其起程。可当时张学良已经下野，去北平实在无趣，到南京却又要见老蒋等人脸色，无奈之下，吴佩孚干脆带人到了兰州。至少，人民军这里并不反对其在这里寓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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