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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谓的劾章在朝中引发的反响可谓一石惊起千层浪，过去的这些年，攻讦、非议宰相的情况不胜枚举，但像这种点名道姓，撕破脸皮，赤裸裸地攻击当朝宰相、吏部天官的情况，二十余年来还是第一次。

知制诰丁谓，这个雍熙元年秋举的探花，是一朝闻名。再加上此前任率宾知府、海东经抚的曾会，升任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太宗时录》的孙何，调任辽东道布政副使的俞献可，平康二年似乎成了“元年秋举”当届进士们集体爆发的一年。

而紧随丁谓之后，皇帝刘文澎自上阳宫返宫，于垂拱殿召开御前会议，就“丁谓弹劾吕蒙正”之事进行讨论。皇帝，这也算“一鸣惊人”了。

而针对此事，朝廷上下，闻风而动。仅在御前，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张齐贤、李沆、寇准自是坚决维护吕蒙正，丁谓只能算是个马前卒，真正冲锋在前的，乃是都察使王玄真以及刑部尚书徐士廉，这两人一个是太宗死忠，一个则是孤臣且身上打着“鹰犬”的标签。

他们两个攻讦吕蒙正，当然也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本质上还是反对他“裁撤皇城司”，出于维护皇权的目的。尤其是王玄真，由于出身的缘故，他与满朝公卿宰相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他的立场也不可能完全站在“相权”一边。

当年还是武德使之时，与皇城司相争，也曾一度希望皇城司消失，但也是经过世祖晚年那场由张逊、吕蒙正引发的“倒王风波”之后，王玄真才真正意识到，皇城、武德二司互相对立又互相成就的道理，才真正明白，二司之于皇帝、皇权的价值以及定位。

而作为曾经掌权多年的武德使，也因此不容于众臣，在涉及二司尤是武德司问题的立场上，也必然有所偏向。虽然吕蒙正针对的仍旧是皇城司，但皇城司若被取缔废置，那武德司呢，他这个前武德使呢？

相比于王玄真的没有选择，徐士廉则是主动发难，与那干辅臣，尤其是李沆、吕蒙正二者，在政治理念上有冲突。作为一个“戴罪”士子，在北疆边经受了十数年苦楚磨砺，然后重新崛起，成为太宗股肱，部司重臣，徐士廉乃是“世祖—太宗”政策理念最为坚实的践行者以及维护者。

在这一点上，他比同样起于地方、饱经风雨的实干派宰相张齐贤还要坚定，张齐贤毕竟是尚书令，需要通盘考虑，顾全大局。

相较之下，李沆、吕蒙正二者，虽然颇具治国才干，在政风上也刘随开宝、雍熙之大流，但从思想理念上，却始终有他们的坚持，对“儒学为体”、“仁德之治、“君子当国”依旧抱有想法，简单地讲，就是想走“回头路”。

从平康二年春闱取士的情况就可窥一二，由李沆作为总监的这次大试，比起往届，在取士比例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最显着的一点便在于“明经科”人数，足有33人，这可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同时，如医科、工科、农科的取士人数，几乎回到开宝中期的水平......

不那么显着的，则在于考试内容的变化，在保留既有法律、算术、实务、策论等基础考核大项的同时，增加了不少儒史经典、圣贤教义。而增加的部分，恰恰成为了拉开本届士子水（分）平（数）的原因，在过去几十年大汉的科考环境熏陶下，总有一部分考生，有“基础不牢”的问题。

因此，平康二年科考，也成为了几十年来，争议最大的一届，堪比最初世祖皇帝提出“实务论”，并把农、医、工这样的科目堂而皇之地摆上科考的殿堂。

以李沆为代表的一批掌权者，做出如此变革，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迎合乃至收买那些“传统文人”。

诚然，大汉帝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经过世祖皇帝几十年的修正，以及太宗皇帝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由此诞生了各种新思想、新理论。

地方上更出现了湘学、闽学、浙学、睢阳、齐鲁、燕代、关陇等一大批“新学”，这些新式学派也或多或少迎合着统治者的意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湘江学派。

但不可否认的是，信奉传统思想、坚持旧学的读书人，依旧不在少数，他们数量庞大，在思想上，在知识的解释权上，依旧占据了极重的话语权，并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寒门、平民。

如李沆者，从世祖时代起就很吃香，仕途上也是顺风顺水，一路高升，本身的素质自然是足够的。能受世祖、太宗两代帝王的看重，甚至成为遗诏辅臣，其见识、能力也必然是受认可的，绝不可能是那种食腐不化、抱残守缺之人。

而他之所以开始撬动帝国实行了几十年来的取士制度与原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早就发现了现行取士制度下一个极其严重并且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寒门子弟、下层士人越来越不友好，那些注重经验、实操的科类、题目，要求太高，并且越来越苛刻，根本不是普通读书人能达到的。

早年的时候，帝国人才短缺，也确实需要一批务实的干才来做事，即便经验不足的读书人，也能比较轻松从各地官府，获得一份“吏”的工作，得到一定锻炼，获取一定经验之后，再参加科考，自是水到渠成。

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变了，因为吏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的。渐渐的，很多读书人就发现，在如今的大汉帝国，上升的渠道虽然依旧很多，但那是对于权贵、豪贵家族子弟来说的，而对于普通出身的士子来说，上升的空间实则有限。

对于一般出身的士子来说，想要出人头地，除了那些天纵英才、生而知之者，能闯过科举这道龙门，一朝登天，更多的人，其上限只是官府皂吏，这也需打拼突破，而想要继续上进，就得依附权贵，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做的。

长此以往，或者说已经发生演变着的，会是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汉，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由“权贵”主导的帝国了。

这个权贵，除了开国以来的功臣勋贵、地主官僚之外，还包括一些新崛起的学阀、富商，他们要么有权，要么有名，要么有钱，有他们做背景靠山的子弟、学生，如何能是普通读书人比得过的？

相比之下，对于普天之下的读书人来说，也唯有圣人的经典教义，才是最为公平，成本最低的，

这也是，世祖当年推行他那套“实务兴邦”的办法时，虽然饱受士林非议，但依旧能顺利实现的根本原因，毕竟有一大批“不说话”的权贵默默且坚决支持。

帝国的阶级快速固化，也早在世祖时期就形成了，世祖皇帝当然早就看到了，但他一不好自打其脸，二则是比起那些掉书袋的读书人，他也更相信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

同时，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也不可能出现魏晋时期那样门阀，毕竟文化土壤都发生改变了，同时，出身是很重要，但并不是唯出身论，考举这个政策核心依旧保留着，并且发扬光大。

但不管如何，阶级固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种种矛盾与负面影响，依旧会存在，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爆发问题。

如果说世祖是不管，太宗则是没空管，毕竟终其整个统治生涯，都在忙着给世祖补漏，给帝国打补丁。当然，在科举上，太宗皇帝也不是毫无作为，在制度上进行了更加严格、全面的强化，尤其在考核内容与方向上的拓展，舞弊徇私上的严防死堵重惩。

同时，大汉科举在律法、算法、农、工、医诸科目上取士比例的大提升，恰恰是在太宗时期才真正出现，尤其是律法一科，更是膨胀式的发展，因为太宗坚决坚持“以法治国”理念，在此道上，除了各项法治政策与执行之外，最重要的一桩举措，就是培养提拔了一大批知法、懂法且能用法的吏干之才。

而通过促进对法、算、农、医、工科这些“专科”的发展，也是太宗皇帝对帝国阶级固化的一种缓解办法，一是帝国在各方面实则也需要这些人才，同时对于广大读书人而言，只要肯放低眼光、弯下身段，总能学有所成，再难还能难过晦涩难懂的先贤教义吗？

只不过，这样的办法终究是有上限的，上千年发展传承下来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传统，可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能真正扭转的。别看“专科制举”发展得如火如荼，但那些表现踊跃的士人，更多的只是为迎合统治者，其目的是为了当官享权，是为了实现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志向而采取的权变办法。

一旦当权者想法发展转变，政策一改，读书人抛弃身份，转变立场，也不是什么难事。

同时，不论世祖还是太宗，对于传统士大夫那一套又不可能真正放弃，至少从思想上，那是极其符合刘氏天下统治的。

因此，从科举选材、治国方针，到帝国体制乃至思想观念，帝国上下是一直有所拉扯的，尤其是文化教育界以及政坛官场，更是激烈，只不过，过去有世祖、太宗这样的强人皇帝，足够控场，压制住矛盾，等到平康时代，情势就不一样了。

以李沆、吕蒙正为代表的一干文臣，发起对现行举士制度的冲击，正是基于帝国在体制矛盾的背景，在众辅当国的格局下，才面前具备一个策动的条件。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即便是寒门出身的吕蒙正，也属于“权贵”，是真正实现阶层跨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思想理念与政策主张，实则就是对一大批既得利益权贵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背离自身阶级的一种行为。

也正因如此，是可以将李、吕二人与一般争权夺利的官僚大臣区别对待的，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基本秉持一颗公心为国谋事。

而在政事堂中，张齐贤是尚书令，他最大的职责是维护朝廷的稳定与维持朝政的运转，他是太宗旧臣，雍熙之政同样凝聚着他众多心血，因此张齐贤在朝堂更多致力于对太宗各项政策的延续与维护，在个人志向方面，反倒不如青壮年时期有诸多主张。

相比之下，李、吕二人算是坚定的“改革派”，也是紧密的政治同盟。因此，在吕蒙正受到攻讦的时候，李沆也是最坚定地维护他的。

同样的，“倒吕派”的力量同样强悍，宰堂上有王玄真、徐士廉，而朝堂之外，则有京畿布政使刘继昌，当然，刘继昌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自身的权位考虑，毕竟，前者正是吕蒙正压他一头，登居天官。

同时，鲁王刘暧在此事的态度上，也很暧昧，最主要原因在于，李沆与吕蒙正这二人的政治同盟，在朝中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不只是二人本身的名望，还有财政使与吏部两个实权重职的加成。

一个管钱袋子，一个管官帽子，两者还是同党，短时间已经展现出巨大威力了，若是时间久了，朝廷还不由这二人说了算？因此，必须得把“李吕同盟”给拆了，就和皇帝刘文澎的考量一般，刘暧也觉得，没有辅臣光环加身的吕蒙正，更容易对付些。

从皇帝到宗室，再到宰相重臣，己方势力一一下场，参与到“倒吕”行动中来，这样局面，即便吕蒙正再廉正，“李吕同盟”再强大，也是扛不住这等压力的。

结果，也是可以预见的，几乎从丁谓上表弹劾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不过，吕蒙正此人，在道德上是几乎找不到什么瑕疵的，个人言行也从来突出一个“正道”，满身正气，宽简至公，对容易出现问题的家人、亲戚也一向管束到位。

因此，要从吕蒙正本人身上找毛病，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必要时，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何况找几个吕蒙正的短。

而最具攻击性的，还是丁谓抓住的那个点，用人徇私，还能扩展出一个“欺君”的罪名。

关键就在于吕蒙正对当年“二十八臣”的起复任用，差不多有二十年过去了，当年遭贬的“二十八君子”，活下来的除吕蒙正外还有七人，至少都被提拔到州府级别。

而这些人，在二十年前，可是世祖皇帝钦点的罪臣，贬黜流放，吕蒙正如此做法，就是在背弃“世祖之志”，这不是欺君是什么？

当然了，这样的说法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脚，罪名也加得有些牵强附会，但这些都不重要，世祖当年的意志并不重要，太宗对吕蒙正的重新提拔任用也不值得一提，关键在于，有那么多人，有一股股强大的力量要把吕蒙正打压下去。

于是，时隔二十年，一代名臣吕蒙正再度因“废黜皇城司”而倒台，倒没有一撸到底，而贬到江南太平州任知州，算是还维持了一点基本的体面。然而，以吕蒙正的年纪（年六十四），还有那不那么健康的身体，几乎宣告了他彻底的谢幕，即便还有一个知州的职位，但政治前途已然彻底凋零。

取得大胜的“倒吕派”则还不罢休，一些人又把矛头指向李沆，给他安一个“结党营私”的罪名，如此一来，事态可就在“吕蒙正案”的基础上又严重了一层。毕竟，李沆可是名正言顺，在广政殿排名前四的受太宗遗命的宰辅。

此议一出，震动自然更大，不过，当那些表露出苗头的时候，尚书令出手了，他坚决地维护李沆，或者说，他坚决地维护太宗遗命与雍熙之政。在尚书令的强力干预下，才没有把这场纷争闹大，把李沆也给装进去。

然而，倒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就是对李沆以及他为首的一派文臣势力最大的打击。

发生在平康二年冬季的这场“倒吕”风波，对大汉帝国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首先皇帝刘文澎第一次发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皇权开始不断复苏，“蒙尘”的皇帝逐渐觉醒。毕竟，一出手就打掉了一个宰相。

同时，从刘文澎的视角来看，他似乎把宰辅们想象得太强大了，且不提他们各自之间的矛盾与龃龉。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发现了一个问题，他想撬动朝中局势，似乎只需要一道诏书即可。

纵然太宗钦定的那些辅臣不好妄动，但其他人呢？至此，皇帝刘文澎才真正开始意识到，皇帝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帝国体制赋予他的权力究竟为何物......

于王玄真与徐士廉而言，则是保住了皇城司，维护了成制，守卫了皇权。

京畿布政使刘继昌，则终于登堂拜相，晋位吏部天官，这一回，则没有人成为他的阻碍。

还有知制诰丁谓，由此外放开封府，成为东京判官，掌握近两百万人口京府的司法大权。

当然，对丁谓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上达天听，同时又一次见识了殿堂之高的激烈斗争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对于后期只能谨小慎微地坐看大佬们斗法的丁谓而言，在认识到自己卑微的同时，也对更高的权势充满了无限向往......

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倒吕”风波，此事对大汉持续了差不多两年的辅政格局，造成了剧烈冲击，原本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流逝，伴着人心的不满，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

同时，帝国上层之间政治理念与权力之间的斗争，也越发趋于复杂化与激烈化。

就在平康二年腊月十四，都察使王玄真便被排挤出宰堂了，动手的是李沆，促成的是尚书令张齐贤，以漠北不宁为由（乃蛮部与漠北契丹冲突愈剧，攻伐频繁），需重臣前往山阳坐镇调控。

王玄真被安排了一个山阳巡抚使兼漠北安抚使的职位，至少在地方，实权还是很重的。

但同时，王玄真去朝，也意味着又名钦命辅臣的非正常离开，这是政局变化最显着的体现。

紧随其后的，便是各方势力下场，对都察使这个重职的争抢。整个雍熙时代，都是帝国监察系统大扩张的时代，到雍熙末年时期，已经是政务部司中仅次于吏部、财政司的衙门了。

而为了这个职位，各方势力争得是头破血流，甚至发展到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联合都压制不住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