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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风尘朴朴地从黄河回来。

三司里还有一个能人，陈从信，这个人操守很不好，不过颇有才干。操守好不好与宋九无关了，他非是自己下属，西府也没有人事任免权。要的就是才干。

王明还未回来，宋九与陈从信二人就联手做了一件事。再次将一些经营不好的坊场河渡整理出来，也不问是不是官吏贪苛导致的了，反正没有多大效益，全部将它们拍卖给私人经营，从此朝廷只收租钱，不再直接经营。

进一步替朝廷松压，而且随着这批坊场河渡的取消，官吏数量减少，百姓劳役减少。其实两次裁减坊场河渡，不仅替朝廷松压，还替朝廷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直到王明回来，才开始办正事。

那就是金铺。

河洲那个金银并没有空着，经营金银彩帛，珠宝玉石，与相国寺北面的那些金银彩帛行并没有多大区别。

但它不是宋九的本意。

直到这时候宋九才将它的用途抛出。

不仅是这个金铺，从全国挑出十几个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出来，开设分点。

第一是发行交子。

宋朝交子出现了许多失误，一部分是盗印，但主要因素是发行泛滥了，天圣时一年只发行一百来万交子，主要用来解决巴蜀钱荒。到了宋徽宗时一年发行的交子达到两千多万贯。宋高宗只有一半江山，因此一年只发行一千万贯交子，然而到了宋理宗时，最高一年曾发行六亿五千万贯交子。

才发行时，因为数量少，信用高，但携带方便，因此交子很受欢迎，曾出现一贯交子相当于一贯一铜钱的情况。到了宋理宗时。一贯交子曾经只相当于一百五文钱。

然而不能一昧怦击它。

毕竟这时代以商业与经济意识观念落后，没有多少金融知识，而且这些交子虽然带来一些不好的变化，可它为宋朝经济繁荣确实也做出杰出的贡献。

没有钱币，以物易物能造就繁荣的王朝吗？

但开始时宋九很谨慎，只发行了一千万贯交子，按照宋朝制度。相当于七百七十万缗钱。

而且钱额也小，只有五文与十文两种。

并不是纸币，而是真正的丝帛币，先用最精美的丝帛制成币底，再用精密的印刷彩印。这个印模与颜料绝对地保密。

然后盖上三司印章。

也就是想盗印，十分困难。而且有了印章，那么私铸三司印章，无疑就是死罪。用此来防范民间盗印交子。

再规订若是百姓想用交子兑换铜钱，任何一个金铺分点皆不能拒绝，随时替百姓兑换。

有了这条规订，那么后世就不会出现宋理宗那样一年能印六亿多交子的奇怪现象。

其次是异地取钱。

在这时，到异地交易十分困难。比如一款十万缗钱的交易，仅是钱就重达近三百吨。如果用船来装，一艘中等船都未必能装得下，若是用车子拉，那更惨了，得用六百辆大车子才能拉走。

更不要说在路上会有意外发生了。

当然没有宋九的政策，宋人也有办法，多是重载来。重载去，一是节约运输，二就是避免这个钱难的问题。

但肯定有很多不便，也掣肘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现在十几个金铺分散于全国各地，就可以避免了这个麻烦。如在京城存十万贯钱进去，带着金铺开的一张证明，到益州只要交一些手续费就可以轻松地将十万贯现钱取出来。

最后就是存贷。这时候有存钱的地方。各个钱柜，然而不但没利息，相反的会交保管费用。因此老百姓有钱，全部放在家中。所以宋九那天与王明交谈，若个个象宋九怎么办？

于是宋九将后世的银行制度拿来，活期的没有利息，在没有完善的金融观念下，金铺不大好挪用这些活期存款。可能会产生一些效益，但还有保管费用呢。存一到两年的年息百分之一，不是收百姓的利息，而是给百姓。三到四年百分之二。四到十年百分之三。十到二十年百分之四。若是存钱取息，那是百分之五。

这个利息有点儿低，不过在这时代颇为诱人。

比如很多人买地，这是手中有钱没有好投资的，实际土地获利也很低，收租子多了租户不高兴，又臭了名声，还要交税务，于是导致很多主户隐田，可能高租。

若是子孙不孝，自己又老了，那么那个存款取息就是不错的办法。比如手中有一万贯，存下去，一年能获利五百贯，那么能让儿孙们不会饿死了，也不担心他们将遗产糟蹋。

正是这些固定存款，可以让金铺用来放贷，利息百分之十五。它就可以盈利了。当然，也不完全是空手套白狼，金银建造要花钱，交子印刷要花钱，前期宋九也计划投入一千五百万贯，一是用来兑换交子，二是用来放贷。

它还是合资制度。

朝廷出建造金铺费用，出交子印刷费用，提供信用与国家资源，私人融资，出那一千五百万贯。各占百分之五十。

但有很多麻烦，不能说它不扰民，首先扰了那些放高利贷的人。

它也不是慈善机构，与王安石挂羊头卖狗肉的青苗法不同，说白了，就是敛财的，虽然利息很低，为了保障收益，前来贷款的百姓必须用宅地契约以及其他贵重的东西抵押。还不起钱了，这些全部没收拍卖给他人。放贷的对象不取，那怕是普通的农民，只要手中有地契，就可以拿它来贷款，不必要再借黑心的高利贷。但还不起，这些地无限对方有多贫困，必须要查没。若是生起同情心，金银里的职员就会钻出巨大的黑窟窿，用此贪没。

所以执行下去，尽管它利息低，也会有争议声。

还有。贷款数额不怕，手中有多少支出的钱帛。就可以贷多少款项。然而各地现钱的配给，以及交子的配额，还有其他一些皆有问题。

所以宋九在三司里呆了很多天，估算天下铜币数量，各地铜币数量，各地实际收入，与商业交易数量。

不能指望它一年能给国家带来几千万缗钱的收入。但若是经营得当，可能不亚于生生多出来一个榷盐收入。有这几百万贯，与少了这几百万贯，性质不同的。

若是中书再争一点气，可以又恢复到太平兴国三年时的盈余。那么只有三四年时光，朝廷就可以宽松地发起一次北伐战争。

而且这时时机很好。

宋九现在不是指望将赵普的势力全部洗干净了。但国家经济困难，有了这个生财办法，大多数人会同意。若是说不扰民，那么最好不要征税，这可能吗？

并且它不但是敛财，一旦实行，会使宋朝商业更发达。多少会使一些百姓生活改善，同时国家商税也可以多征了，仅后者是隐形的，不易估算出来罢了。

宋九与三司官员捣鼓了十几天，又增加了一些方案，例如再次发出诏书，禁各地区征收金银进城税，让金银得以进一步流通。减少各地差价，抬高其准货币的作用，弥补钱不足。发出诏书，对西洋来的金银币进行甄别，从中挑出七八种发行数量大，质量好的金银币进行估算，然后允许其在宋朝流通。但为了防止大多数百姓不认识，准许百姓不接受它交易。主要它们还是贵，可以用来大宗交易。老百姓不认识它们，但各商人的管事不可能不认识。

实际很早宋九就对赵匡胤提议过此事。但赵匡胤笑而不答，曾经一度让宋九心中诽谤。

但不是赵匡胤做错了，那时实行会很困难。

那时钱币不足，那怕在唐朝也不可能实行。

没有河洲的发展，与书院商学的教育，就没有合格的小吏与管事。

国家未大一统，商业还不能称为发达，就没有很好的基础。

现在还有许多困难，但比那时的情况要好得多。

宋九将这个草案递给赵匡义。

草案写得很详细，可能会有误差，例如配给，不过问题也不大，若是钱币不足，各地官府可以拿出一些布帛来及时弥补。

宋琪哼了几句，看到赵匡义虎起脸，才没有作声。

赵匡义知道会有麻烦，宋九也老实地说了，可比直接增税肯定要强。而且利也远大于弊。

若是眼下的财政，赵匡义也许会犹豫不决，但他内心深处还想讨伐幽州的，大哥在内库留了许多钱帛，然而高梁河一役打下来，用得差不多了。

没有充足的财富，如何与契丹决战？

赵匡义让大家散去。

走出来，张齐贤叹道：“宋相公甚至远不及赵相公。”

宋九微微一笑。

宋九与赵普成了死敌，但宋九对赵普评价从来都不低。宋琪凭什么与赵普相比？

可怜的李穆。

吕蒙正与李至倒也罢了，李穆却是一个人才，然而在宋琪的治下，李穆如何能发挥才干？

金铺顺利落实下去。

但没多久，就从房州传来一个消息，赵廷美到了房州，心情低落可想而知。而且死了那么多皇帝皇储，孟昶，柴宗训，赵匡胤，赵德昭，赵德芳，李煜……赵廷美担心受怕，于是忧悸成病去世。

赵匡义对左右说道：“廷美自少刚愎，长大后脾气凶恶，朕以同气至亲，不忍审之以法，让其俾居房陵，希望他能悔过，实际朕常思念。正想让他官复原职，没想到突然去逝了，我心中很悲痛。”

说着大哭起来。

兄弟情深啊，这好感人的一幕，左右一起感动的抹眼泪。

宋九无辄了，只好举起袍袖，将眼睛遮上，不然怎么办呢，他可没本事来演戏。

但不久赵匡义又感到不对，又在政事堂说了一件事：“有一个秘密朕一直未说，今天告诉诸卿家。廷美与朕非是同母所生，乃是朕的乳母所生。后来她又出嫁到赵氏，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

宋九与张齐贤瞠目结舌。

李昉则不能错失良机，立即义愤填膺地说道：“涪陵公悖逆，天下共闻，这等宫中之禁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哪能得知。”

赵匡义乱了。

赵廷美肯定不是赵匡义害死的，可现在大哥死得不明不白，两个侄子死得不明不白，不是他害的也是他害的，再加上赵元佐在行宫里抱不平，赵匡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怎么掩饰呢，封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