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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年十二月，aiwa的随身听正式进入中国内地，这也宣告了被平原厂的“雷霆”单放机垄断了一年多的市场格局发生了逆转，而众多小厂子加入竞争，也使得单放机市场从一家独大变成了群雄逐鹿。

不过在aiwa随身听隆重上市的第一天，就出了些岔子。

为了进行宣传活动，aiwa公司不惜工本地投入大量资金来打通媒体通道，在各种平面媒体上面“爱华”随身体的宣传广告，特别着重突出了“爱华”两个字，希望通过利用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引发销售热潮。

当天的几大报纸上面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一件事情，同时也隆重地介绍了随身听市场的国内国外两大生产商，平原厂和aiwa公司。

这种介绍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所有的媒体不约而同地将两家公司的背景做了一番对比。一家是国内军工企业进行转制的产物，另一家是索尼公司支持下的老牌儿小电子制造商。

而好死不死的，当时正值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同版的报纸和杂志多数都在介绍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在这种大环境下，突出地宣传一中一日两家同行，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尤其是在作者重点指出了“爱华”这个牌子实际上是aiwa的音译，而非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之后，大家的心里面就有些取舍了。

“我还以为是国产的，原来也是小鬼子的东西——”很多人都这么评论道。

等到aiwa公司的高层发现问题以后，找到媒体紧急磋商，责怪他们为何把他们的广告与南京大屠杀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对方很不耐烦地驳斥说，“明明是你们没有选好日子嘛，你们早点儿也好。迟点儿也罢，为什么偏偏要挑这么个日子？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中国人一向是牢记历史放眼未来的，在这么一个敏感时刻，你们还非要起一个容易造成误解地中文名字来推广产品，这不是找骂吗？”

日本人顿时没了话说，结果经这么一闹。又被某些小报给曝光出来，“爱华”事件炒得沸沸扬扬，商场里面的销量自然不会好。

而作为国人，既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又怎么会选这种假冒的爱国产品？省得走到街上被大家指指点点，面子上就难堪了。

日本人讨了个无趣，顿时也学乖了，于是弃“爱华”的牌子不用，直接用上aiwa的英文名字作为商标，这倒省了不少地麻烦。同时为了与平原厂抢夺市场，他们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一带扶持了十几个小厂家，通过为他们提供低端产品生产线和原料，生产出一些质量较低的小品牌来同平原厂争夺下游市场。

与此同时，索尼公司的walkman随身听也悍然杀入国内市场，专门针对高端用户开发了纯金属外壳的几款漂亮随身听，不但在外形上设计独特颇为时尚。就是内在音质的改进上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在对方高低端产品的同时倾轧之下，平原厂的新增订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预计明年的销量只能达到今年全年地百分之七十左右，盈利水平也有略微下降。

但是平原厂的录放一体机生产成本较低，这是一个较大的优势，虽然质量上无法与索尼的walkman随身听相提并论，可是打发小孩子娱乐总是胜任有余，这一部分的利润增长点足以弥补单放机市场的萎缩。

不过这一次的事情也给平原厂上上下下都敲了一回警钟，让他们意识到。没有什么资本是可以用来吃到老地，越是高额的利润，就越意味着盈利周期越短，即便是在以后，也不可能将全部希望都压在一门生意上，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为此平原厂的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还特意开了一个研讨会，专门就这一次的事情做了经验总结，大家统一了思想，认为平原厂的出路不是单一的，而是要开拓进取。不断地寻找新的项目来确保盈利空间。

范无病听范亨聊起这件事的时候评论道，“主题思想肯定是正确的，做小家电肯定是赚钱地，最重要的不是能做到多大，而是要常变常新。死守着一条路只能是一条死路！虽然平原厂能够提出这样的思路比较难得。但是只停留在纸面上的话，终究是一场空。”

范亨点头回答道。“我们领导班子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要单独设立市场部，专门研究市场需求，为领导层决策提供建议，同时也在各地设立观察员，用来搜集各种不同寻常的商业动态，把有用信息反馈回来。”

“这个不错，应该值得肯定。”范无病点了点头，平原厂能够通过这次的事情，吸收到教训，并且能够查找不足，举一反三地做出反应，的确令他很诧异。

看来国企里面的人才还是很多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是否能够自觉自愿地将聪明才智发挥出来，这才是对现行用人机制的最大考验。

在这一段儿时间内，又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地事情。

平原厂的一名职工，将场内随身听的生产工艺详细过程写在信内，随之寄往索尼公司某员工处，幸亏因为信件超重未贴足邮票被退了回来，才引起了厂内保卫部门的注意，并避免了一次泄密事件。

“那小子被众人给打了个半死！”范亨回来说道。

“打死也活该，居然给小日本当间谍，十足的汉奸！”范无病大为光火。

这事儿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毕竟没有抓到确凿地证据能够说明日本人在这次事件中起了主导作用，即便是抓到了现行又能怎么样？现在是改革开放啊，你总不能不让人家进来！当然那名职工是被除名了，带着众人地唾弃和鄙夷去了南方打工，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磐石来。

“事实上，泄密的事情一直就存在着。”范亨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就多说了两句，“六十年代，当我国大庆油田开发刚刚甩掉贫油国地帽子的时候，日本情报机关就从《中国画报》上刊登的大庆油田照片上，轻易地获得了大庆炼油能力、规模等情报。八一年的时候，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的发射了三颗卫星。国家新闻机构在卫星发射后的第三天，刊登了某工程师写的几篇文章，其中全面详细地介绍了三颗卫星的运行轨道、运行无线电遥控频率等技术，暴露了绝对秘密的空间技术细节。这些都是通过新闻渠道泄密的，想一想真是不知该说什么为好。”

这事儿范无病也是听说过的，据说早在我国百万大裁军开始前，国外情报人员就掌握了这一重要军事动向，其来源竟是从我国公开报道的一些数字推算而来。

近几年来，国内新闻泄密案件不断发生，多次泄漏国家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敏感问题，特别是在科技、经济方面，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境外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在谈到搜集中国情报的方法时，认为主要手段就是分析研究中国的报刊和出版物。

“中国人在信息安全方面实在做得不怎么样。”范无病最后评价道。

范无病这话说得一点儿也不夸张，在八一年的时候，日本人参观某宣纸造纸厂，详细地了解了原料种类、配比、选择和处理以及原料所用碱水浓度等，对生产的全过程进行录相，最后还要走了生产宣纸的原料，并以帮助化验为名装走了造纸用的井水。结果，我国具有悠久传统的宣纸生产技术秘密顷刻间被人轻易窃走。

虽然在后来也有人辩称宣纸工艺中最重要的人文价值是偷不走的，但这话听起来怎么都像是在自欺欺人，毕竟人家现在做出来的宣纸质量比起我们的丝毫不差或者犹有过之，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也远高于国产宣纸。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们都是吃了大亏。

由于缺乏保密常识，在貌似平等的学术交流领域也十分容易造成泄密。如某大学的几个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经过几年的苦心钻研获得了一些学术研究成果。这时，有的研究生想尽快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的想拉关系出国，便私自将研究资料寄出境外。结果寄出去的东西石沉大海，在相隔一年后被改头换面变成了他人的成果。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国内的信息安全确实确实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我们是绝对不能容忍日本人把触角伸进来的，尽管我们的技术未必比他们先进。”范无病对范亨说道。

平原厂上下达成了一致，凡是敢于向日本人泄露情报的，直接开除，不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党委记林锋在内部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爱国爱党爱工厂，防火防盗防倭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