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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0月1日，深圳。从荷兰到中国的货船，将首批5万个激光头组件，运到了深圳简陋的港口。虽然，这批组建甚至都装不满一个集装箱，但谁也不能忽视其惊人的价值！
每个激光头300美元，5万个就是一千五百万美元。光是几个集装箱，就贵到这般地步，以至于港口卸货时，甚至派遣了军车进行护送。
在集装箱抓伤了卡车，运到了工厂之后，新爱电子厂收入了核心零部件后，开始有条不紊的加速产能。
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在基本上看不到多少先进机器的环境下进行组织生产。这本来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南方的工厂主要的生产模式。
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内是这么组织生产的，香港、台湾的工厂目前组织生产的方式，也是这种比较作坊式的压榨为主。目前台湾的鸿海（富士康）的条件，甚至还不如新爱电子。但随着时间发展，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只要企业经营者稍微重视一下技术升级，迟早是会转化为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先进生产线。
在零件运到工厂后，中国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已经信心满满的开始组装人员进行扩大生产。
并且，新爱电子深圳工厂，拍胸脯保证，CD唱片机近期就能够上市，他们能够保证每月三万台以上的产能——只要激光头组件的供应充足。
“你们不可能做到！我是指每天1000台，或许，你们的一部分工人，可以用螺丝刀组装CD唱片机，但真正量产，只能是流水线设备抵达中国。”荷兰的技术人员杰克.飞利浦坚持说道。
“以一个月工作作为赌注，如果我们能做到每天1000台以上的工业化量产，我赢，你输。反之，你赢！”
“不公平，你一个月的工资只能抵得上我1天的工资。”杰克.飞利浦有点迟疑。
“敢不敢赌？你还是不是男人？一个月的薪酬而已！”中国的技术人员刺激他。
“好！赌就赌！”就这样荷兰人杰克.飞利浦输掉了一个月的薪水——9000多美元！
“太……令人吃惊了！看来，我对你们中国工人了解的还是太少了！”飞利浦公司的技术人员杰克.飞利浦被派遣到深圳之后基于跟中国的技术人员打赌，认为没有先进的设备，是不可能大规模的生产CD唱片机。
“愿赌服输，你不会赖账吧？”一名中国的青年技术人员，微笑着说道。
“当然！”杰克.飞利浦咬牙切齿将财务人员，将他输掉的一个月薪酬，交给了跟他打赌的中国人手中。
……
每天的产能1000台以上，已经可谓视为量产了。
等到生产线投产之后，预计日产能可以超过1万台，这是荷兰人生产效率估计。同样一套设备到中国工人手中，熟练之后，那么，效率可以提升日生产两万台以上，只要零件足够。
荷兰人均每天劳动4小时左右，大部分荷兰人是不喜欢学习知识，也不爱劳动，甚至大把的人在家吃福利，并不打算出去找工作，毕竟，荷兰丰富的资源出口，已经创造了巨大的收益，给以给其国民提供良好的福利，于是，欧洲产生了一个名词——荷兰病！
这种情况下，飞利浦公司大部分的岗位，在荷兰已经招不到愿意干活的人了，所以，飞利浦这样的公司把业务分包到全球，也属于必经之路。
荷兰的技术人员，错误的用荷兰工人的工作意愿和学习钻研意愿来衡量这个时代的中国工人。
实际上，这个时代的中国工人，除了吃大锅饭的国营企业之外，其他的企业为了生存着想，都是把人类的潜能发挥到了极限。
再简陋的工作环境，只要给足了薪水和待遇，工人都会疯狂的学习，迅速的让钻研出一套可行的生产方案。
“不是我们不需要生产线，而是，不能单纯的等生产线安装，才开始组织生产，那样就太慢了。中国目前最大的红利，在于有几千万名高素质的老技术工人。只要我们这批老技术工人还在，那么，再简陋的环境下，我们都可以完成人类手工可以制造的出来的工业品。”一名年龄超过60岁的老技工曹晶解释说道。
杰克.飞利浦闻言不禁竖起大拇指，说道：“还是过去的老工人更可靠，我们欧洲也差不多是这样。二三十岁很多的年轻人，夸夸其谈，但肯耐心做事的很少。以至于，很多复杂而枯燥的工作，只能依赖四五十的老工人去做。”
“我们这边年轻工人，虽然差了一点，但肯努力学习。毕竟，我们提供的工资，远远超过其他单位。”老技工曹晶自豪的说道。
这名老技工，过去是支援三线工程，跑到大山里面挖洞，把机器设备藏在山里面，进行生产。这种模式之下，要求技术人员的素质全面，而不是专精。工业产能也是分散，而不是集中。这种思路，是以大规模全面战争有可能爆发作为前提，而做出的部署。
当然了，世界大战、核战争一直没有爆发，改革开放以后，高层做出判断，认为未来几十年内爆发世界大战的概率也不大，所以，才逐渐开发沿海地区。
改革开放的做法当然是对的，但也有巨大的失误。比如，一味为了经济发展，把过去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资源的三线城市的工厂抛弃，造成了资源极大浪费。
尤其是人力资源的浪费，不少国营企业的熟练老技术工人，为了子女能顶替自己的职位，所以，提前退休。换上了那些基本上没有本事没经验的年轻人上岗，进一步恶化了国营企业的效率。
更浪费的是，一堆五十出头的技术人员，原本拥有一身的技术，这些技术年轻人即使肯学，没十年二十年也不能掌握。而这些素质更好的人才，给素质更差的返城或待岗的年轻人让出岗位。
国营企业效率最低的时期并不是改革开放前，恰恰相反，是80年代~90年代，鼓励年轻化的时代，国营企业效率降至冰点。因为，一大批什么都不会的年轻人，顶替了生产经验丰富技术水平扎实的老技术人员。
国内很多短视的企业，把这些老人家当作负担。但是，容健在林棋的建议下，在全国各地的企业礼聘这些老工人。
以至于，新爱电子对于技术人员不讲究“年轻化”，反而搞逆历史大势的“老年化”。
“年轻化”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本质上不过是国家解决不了年轻人的就业岗位，迫不得已鼓励上了年纪的人提前退休，让出岗位。在政治上，这是正确的，毕竟，年轻人失业的多了，社会就不稳。
但在企业层面来看，这就未必正确的。尤其是，现在的熟练老工人的工资，又不是太高，那么，凭本事招人，当年是优先招聘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工人，而不是什么都不会，需要慢慢带慢慢学的年轻人。
况且，经验丰富的老技术工人，他们还可以以老带新。
像曹晶这种老技工，新爱电子厂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有些的国家从各单位抽掉过来了，但更多是后来企业主动挖过来的墙角。
这个年代刚毕业的大学生，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新爱电子抢不到几个，但是，这些退休老人家，总不会有人跟他们抢吧？